紫竹林
戊戌事变后，荣禄带赛金花来，实乃旧事重提，而且彼此心照不宣。
交接仪式顶隆重，荣禄还特意为袁氏举办了一场西洋舞会。
舞会在天津紫竹林舞厅举行，这个舞厅，自打光绪初年就出现了。
紫竹林是天津老地名，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说》云：“故禅林也。附近居人，遂以名村。”相传康熙初年，此地建观音庙，内植紫竹林。
1860年，天津开埠，为通商口岸，城南紫竹林村沿河一带划为租界。
英国人为始作俑者。据《天津租界社会研究》一书记载，英人最早的租地，范围自紫竹林起至大井庄长315.5丈；自紫竹林沿河起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宽115丈；又自大井庄河沿起至海大道宽71丈，面积为489.025亩。
次年，法国与清政府也签订了《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划定的法租界范围是：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东北两面傍海河，面积约439亩。
租界当局在此兴建，筑路盖楼，设领事，控海关，开洋行，立学校，办医院，修筑码头和兵营等。“紫竹林”初为庙宇名，化为村名、街名、地界名。
光绪十四年，津海关道刘含芳等，用西法测绘“天津城至紫竹林图”。
其原址，经当时测绘，位于今和平区承德道与吉林路交口的东北侧。后来租界地拓展，其范围也亦扩大，形成了与老城厢相对的新地界——“下边”。
“下边”，是相对于作为“上边”的老城厢而言的，是一句口头禅。
冯骥才在“阐释五大道”一文里，言“上下”之分有二，一是年代，老城厢久远，而租界新起，年老者居“上”，年幼者居“下”；一是地势，老城厢在津西北，因地势高而居“上”，租界在东南，因地势低而居“下”。这两点理由，都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上下之分如华夷之别，华居“上”而夷居“下”。
清朝官员，在观念上居“上边”，而行为上却趋于“下边”。北洋的洋务要到“下边”去办，官员的私人性活动也因“下边”档次高、条件好，而多到“下边”去举行。娱乐业跟着官场走，“下边”一兴起，“上边”就衰落了。
侯家后显然也在衰落，赛氏于其将衰未衰之时，进入紫竹林，套一句孟子的话来说，亦可谓“花之时者了”：“上边”花渐萎，“下边”花已开。
这“上下”之分，分出了两个天津，冯骥才说，一个是说天津话的天津，另一个是不说天津话的天津。其实，不说天津话的天津根本不是天津。
说天津话的天津，是守卫着天子的渡口——天津卫，而不说天津话的天津，则是在天子脚下扎的钉，一不小心就会扎透王权之踵，要了天子的命。
荣禄与袁世凯在这里结盟，他们不说天津话，也不去捍卫天子，而是在“下边”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天子和太后之间盘算又盘算，何去何从？
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康有为等人，忙于宣传，而苦于“无算”，以“无算”而求袁氏，袁氏能不反水，翻了天子船？
政治最为功利，以胜算为目的。与其跟皇帝去冒险，何如随太后稳操胜券？舞会上，荣禄将赛金花“转手”于袁，袁笑纳之，彼此心照不宣。
作者为学者伉俪，合著《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刘刚、李冬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