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总统黎元洪已经给他留下了这个内阁中最为重要的位子，哪怕他执意不愿呆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副巡阅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即引兵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吴佩孚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道：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传统思想哺养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当时亦博得广泛喝彩：他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当任的黎元洪总统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多次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专制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陷进去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就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那时，他忠心不贰的老上级曹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以行贿议员的卑劣手段当选新一任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苏联的青睐与二七惨案
吴佩孚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曾数次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情者变成了陌路人？权威的教科书似乎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这一从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丛书，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
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谁知道，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第一封信。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将军先生：……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俄国人往死里捧了吴佩孚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与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送斯大林（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