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9年，孙科辞职赴台，1951年赴法国。
1952年，孙科和妻子陈淑英商量决定移居美国。
孙科旅居美国，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国民党人那样心感失落，终日纵情声色，而是专心读书，并著书立说。有书记载，那时孙科自己种菜做饭，生活简朴，入居泥地小平房、出则步行上街，还每每用别人来信信封的反面记事，可见简朴之极。也就在那时，孙科写出了《中国与战后世界》《中国之前途》《孙哲生言论集》等书籍。
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他曾在洛杉矶以25年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一幢房子，住了四年。后来，因环境欠佳，乃将房子卖掉，又在洛杉矶南面临海再买一幢，就此定居。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孙科夫人陈淑英晚年在台湾向庄政教授回忆寓居美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是一个“看看书的人”。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
孙中山在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地“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
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1965年，孙科返台受聘“总统府资政”。1966年9月，面对孙科久静思动以有新作为的心情，蒋介石考虑到其子蒋经国已在台湾党、政、军站稳了脚跟，顺利将政权交给第二代已无大碍，而让孙科出山可以增加名义上的合法与合理性，更何况孙科已近八十，去日无多，所以便提议孙科任“考试院”院长，后经“监察院”同意而接任“考试院”院长。对于此事，孙科在回忆录中替自己表白一番:“回国以前，自忖年华已高，本想不再从政，但因‘总统’之命，不敢不遵。而今反攻复国大业，凡为国民，皆有责任。接掌考院，亦所以尽绵薄，赎前愆，所以未便谦辞，毅然受命。”
孙科这段话着实也证实了他好为官之特点，看来当年大陆时期所传之言不虚。也许正是这种特点，使蒋知道他无多大野心，即便如此，蒋经国虽一手控制台湾各界，仍决不允许他有任何“越轨专擅”之举。
因之，孙科便落得个垂拱而治“考试院”的美名，究其实际，不过是位高爵显而无实权之意。蒋介石和蒋经国都不会允许他有实权，他不过是一尊供人参拜的木偶雕像而已，只能做些礼仪上的工作。国际上对孙中山的推崇使他往往去参加此类会议，并且有时也会代表台湾当局出访与之有“邦交”的国家。不过，他在选拔人才方面着实也做了一些工作。
1973年9月13日，孙科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