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
尽管那时的毛泽东年轻英俊，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还只是一个来自外地的普通青年，默默无闻。
他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利用在北大旁听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对于当时在新闻学会讲课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他十分敬佩，曾经多次上门求教。可以说，在北大学习的这段时间，使毛泽东得以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这对于奠定他本人的思想基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革命伴侣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８岁，他们初次相识时，她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这时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曾经写过一首《虞美人·枕上》抒发恋情，其中有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那充满柔情蜜意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壮阔绚丽的诗篇形成强烈对比。
两年后，他们在长沙结婚了。再过了1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反动军阀杀害。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充满深深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毛泽东不只一次怀着敬重的心情谈到杨昌济：“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作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1920年初，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满怀悲痛地与杨开慧兄妹在法源寺为恩师守灵，并发起募捐，安排后事。
如今，豆腐池胡同还保持着以前的模样，杨昌济旧宅院门西侧墙上镶嵌的石匾上写着“毛主席故居”字样。前院有一棵枣树，据说是杨昌济亲手种的，每年都要结很多枣子。20世纪60年代，院子的主人还特地把摘下来的枣子送进中南海，让毛主席尝一尝。东发 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