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胡适已经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中国公学位于上海吴淞口，是胡适的母校，因此他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他还说：“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产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来讲，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