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广昌失守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广昌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如何引导战役发展成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博古、朱德、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 “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
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准备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在广昌城外围进行毫无成算的大规模兵团作战。其实，中革军委这时对战役前途并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作舆论准备。
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六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进犯广昌城，“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广昌城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颇适合于大军团之运用”。虽然红军事先作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损失惨重。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28日，朱德下令放弃广昌，红军全线后撤，广昌保卫战至此以红军失败而告终。
广昌防御战，红军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惯例，最后阶段在缺少防御可能和价值的广昌城周围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决战，招致了重大损失。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就有过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就此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
其实，关于广昌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争论还是彭德怀回忆中提到的他对李德的尖锐批评，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痛”，更被广为传诵。彭德怀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发展状况的描述是：“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已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令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
以博古、朱德名义联名发出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以往这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完全相信这封报告。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属可信。27日的广昌战斗，国民党军“乘天未全晓之际，开始攻击”，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中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当然，博、朱联名的这份报告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抑低，以此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27日当天红军一度“集结重兵力，向我猛烈反攻，我乃运用机炮火力压迫，匪始不支”。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
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四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五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当日在战场上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有失磊落。广昌城外围最后阶段展开的毫无把握的决战，确实反映出红军最高指挥层在灵活性上的欠缺。不过，该报告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到最后的防御战阶段，红军实际仍未把自己完全置于阵地防御的地位，而尚在战术上力图守中有攻，短促突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红军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问题所在。正由于此，彭德怀等后来在高虎脑通过顽强阵地防御取得胜利后谈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这一说法虽不一定契合当时问题的关键，但红军将领面对的问题、思考的方向还是可以见出的。
应该说，彭德怀的上述总结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正是以广昌战役失败为标志，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明确指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
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应注意到此时中共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是其重要考虑之一；另一方面，前面战役的屡屡失利使其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自五次围剿以来，匪军与我接战，大抵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取积极攻击手段，但历次战果，均遭惨败，自广昌战役以后，匪不再专用其流寇战术，而采用堡垒战术（阵地战术），改攻为守。”他们的判断是：“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
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化，红军将领的意见也可侧面证明。林、聂等在广昌战役后虽一度仍强调运动防御，建议“不如完全拆去工事而用运动的防御方式”继续与敌人周旋，但后来也同意：“目前对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推进筑垒手段，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彭德怀、杨尚昆总结红军阵地防御战的典型——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时则强调：“自高虎脑防御战斗给了敌人重大摧击之后，谁都相信组织正确的运动防御是给敌人堡垒推进的有力回答，并也相信在目前的战争情况下，不只需要红军有极大运动力和突击力，而且也需要有坚强的防御力。”正由于此，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客观指出：“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而国民党方面在广昌战役后的观察：“匪已陷于避实不可，击虚不能之势”也不能完全认其为自诩之词。在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长达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上，不在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客观考量中共中央的作为，不从当时变化中的战争环境中去理解对垒双方的选择、较量，将难以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