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保加利亚回国途中抵达莫斯科作短暂停留，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和副外长贾丕才到机场迎接。第二天，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李鹏，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新华社在就此播发的新闻稿中特意指明，“会见是应苏方安排进行的。”这意味着此次会见是“计划”外的，是临时安排的。很显然，这与中方妥善处置劫机事件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在黑龙江省边防局担任俄语翻译的郝国利，负责和阿里穆拉多夫“谈心”，以了解和掌握情况。交谈中，阿里穆拉多夫说，他曾想逃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避难，可那里克格勃看管很严。又想逃到欧洲去，但没有机会。这次逃到中国，是因为航线靠近中国。他表示对中国并不了解，只是在苏联的报上看到对中国的报道，一般都是说中国不好。
谁能料到，正是他这个偶然的选择，给了两个关系冷淡的邻国的高层以频繁接触和缓和关系的机会。
从被劫持的飞机降落中国，到苏联专机接乘客返回，共计51个半小时。我在当时的采访本上写道:这是短暂的一瞬，但又是一个漫长的、特殊的、内涵丰富而又具有历史价值的时段。在这51个半小时中，两国相关方面不分昼夜地、高效率地紧急运转，这是冷淡时期多少年的工作量都比拟不了的，对今后两国关系的缓和必将产生影响。
25日，我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了劫机事件和中方的处置情况。塔斯社随即发布消息，说“苏联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睦邻合作精神表示感谢”。
1986年元旦过后的第三天，以苏联航空部飞行局局长带队的7人专家组，在中国民航总局飞行司司长的陪同下，来到长吉岗农场，对停在那片麦地上已达14天的苏联安-24飞机进行检查。苏方人员看到我方武警、公安人员冒着严寒守护飞机，很感动。在我方人员提供飞机用油、电瓶、航线图和当地农民开着重型拖拉机压实临时跑道等的协助下，苏联飞行局局长亲自驾驶，顺利将飞机飞回了国内。
两个多月后的1986年3月4日，我国司法机关依据《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及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即《东京公约》)、《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即《海牙公约》)和《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即《蒙特利尔公约》)以及我国有关法律，在哈尔滨判处苏联劫机犯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有期徒刑八年。判决书指出，劫持飞机的行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对劫机者无论以何种理由和何种借口，也无论其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都要依照我国法律追究刑事责任。我是唯一到庭采访的新闻记者，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中国审判阿里穆拉多夫的消息。至此，发生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劫机事件告一段落。
胡耀邦发出“缓和”信息
劫机事件一年多前，胡耀邦视察中苏边境地区，明确要求我方一侧率先行动，主动恢复和苏联的边境贸易
1984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中苏边境地区时，要求我方一侧率先行动，打破中苏边境地区长期以来的沉闷局面，主动恢复和苏联的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发展经济。他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要放下这个包袱。和邻国，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这也包括苏联。他指出，中苏两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友谊比原子弹的威力大。恢复中苏友好关系要从下面搞起，这要当作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办。他在回顾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状况后说:我们有些事做得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也不该这么做，比如批评人家的对内政策。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过来了，因为我们讲不准，议论不好就要犯主观主义和干涉人家内政的错误。
当时我随行采访，听了总书记振聋发聩的讲话，心情振奋，如沐春风，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胡耀邦不让详细报道，新华社只发了一条134个字的短消息，然而因为它来自神秘而又特殊的中苏边境，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更引起苏联高层的重视。
之后，黑龙江省黑河、绥芬河、同江三个口岸城市主动邀请毗邻的苏联官员来访，绥芬河还送过去500公斤西瓜，让苏联邻居分享中国朋友西瓜丰收的喜悦。黑龙江省中苏友协也把苏联远东3个边区、州政府的领导请到哈尔滨，欢度我们的“十一”国庆节，安排他们参观考察，向他们介绍经济建设情况等。这使苏联朋友很受震动，“中国怎么说开放就开放了呢?!”于是纷纷向上反映“中方改革的新动向”，反映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同时提出“我们怎么办”，要求上面放权，和中方的步子协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