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捅下天大的篓子
如果说龚德柏的胡作非为，纯属八卦，不与他一般见识，尚可理解，然而，连一向中间偏左的《新民报》捅下“泄密案”，也没有株连到人，更让我们大跌眼镜
1948年6月，开封失守，国民党空军组织3个机群进行轮番轰炸，导致城区毁坏过半，市民死伤无数。6月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中原战局检讨报告，引起《新民报》女掌门人邓季惺的强烈不满，在她领衔之下，有30多名立法委员提出一项对国军极为不利的临时动议:“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
第二天，南京出版的《新民报》不仅大唱反调，把这项临时动议公诸于众，甚至严重泄密，刊载出何应钦的绝密报告以及立法委员的质询要点，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怒，但立法委员有提出各项议案的权利和自由，哪能随便抓人呢？只得借题发挥了。
当天，立法院继续开会，由反共分子相菊潭出马，以“《新民报》泄露秘密会议”为由，带头发难，指责:“新民报已经两次泄密了！第一次是泄露财经机密，这一次又泄露军事情报，共产党的尾巴已伸进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邓季惺上台答复，刚讲几句话，就被一片叫骂声淹没，有的叫嚷要调阅原稿，查明笔迹，有的大骂《新民报》故意影响士气军心。史称:“整个会场像个杂耍场，乱成了一团”。后来，民主人士胡子昂出面打圆场，提议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所谓的调查，正如国民党对绝大多数政治事故的处理一样，最后都不了了之。
老蒋唯一作出的决定，只是《新民报》在南京永久停刊: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阀，实违犯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
对此，有人抨击道:“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发起人是四川才俊陈铭德，1933年，陈铭德与副刊主任邓季惺结婚，从此夫妻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自己的报业发展到在五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重庆和成都拥有日报、晚报8个版的规模，而国民党当局并未一刀切，要停刊的只是南京版而已。
解放以后，新民报系不复存在，仅尚存《新民晚报》。
《中央日报》四气蒋介石
如果说《救国日报》、《新民报》仅仅只是民营媒体，没有义务弘扬主旋律，倒也罢也，可是，连国民党自己的党报竟然也不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接连闯祸，这就堪称奇迹了。
1946年4月初，社长马星野通知副刊编辑黄墅，叫他同摄影记者一起到下关和郊区拍摄一组从苏北逃难过来的流民生活镜头，用以印成画报，以便归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谁知那黄编辑异想天开，又去太平路、夫子庙拍了一些达官贵人的纸醉金迷，然后两者对照，来了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主题，完全把主旋律给唱反了调，气得老蒋连连批示:“《中央日报》竟有如此之画刊，《中央日报》竟有如此之画刊编辑，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话说得重，黄墅却啥事没有。
1947年2月18日，地下党找到《中央日报》广告科的一位熟人，要求刊登《资本论》的宣传广告，经过做工作，这名业务员在明知道《资本论》为何物的情况下点头同意。事情就是这样顺利，第二天，去报社交了120万元广告费，又过一天，中央日报即在最显眼的位置——报头左边，赫然刊出读书出版社出版、正风图书公司发售的马克思巨著——《资本论》广告，称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对此，老蒋怒不可遏，自己的党报竟然会为共产主义作宣传！他立即召来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彻底追查，并收回当日全部报纸。
然而，查来查去，也就是把宣传部长彭学沛给撤了。
先后两起政治事故，都未严办责任人，无疑极大地纵容了中央日报的“新闻自由”，连坑蒙拐骗那一套都用上了，其中的佼佼者，首推采访部主任陆铿。
两个月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上庐山，与老蒋会谈，草拟了一份“和谈五项条件”。 陆铿为急于发独家新闻，利用陈布雷睡午觉的机会，把这个方案偷偷地抄下来，于第二天给捅了出去，从而引起中共、美方的强烈不满，纷纷质问国民党，弄得老蒋极为被动，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这种只抢新闻、不顾大局的做法，随后发挥到极致。
这年7月，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质询孔祥熙、宋子文旗下的孚中、扬子等几家公司套购巨额外汇的丑闻，财政部长俞鸿钧态度骄横，拒绝回答，陆铿便将有关的调查报告从经济部里连骗带偷地给弄出来，然后在当晚打电话请示总主笔陶希圣，故意含糊其辞地说:“财政部发言人透露了宋孔一案的内容，《中央日报》可否刊登？”其实，提供材料的，既不是什么财政部发言人，也没有说可以公开见报，只是仅供记者参考，但陶希圣听他这样一说，不知有诈，便回答说:“既然财政部透露了新闻，就是表示没有理由拒绝发表。”
于是，又一枚重磅炸弹，于7月29日在《中央日报》上猛烈起爆，轰动海内外，对国民党中央政府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此时，国共两党正进入决战时刻，延安那边正千方百计地抓四大家族的小辫子呢，你自己倒不打自招了！当天上午，老蒋召开紧急会议，表示一定要追究责任。由于新闻中有这样一句话:“据财政部高级官员透露”，使得俞鸿钩在会上诚惶诚恐，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泄露机密。
根据会议决定，李惟果、陶希圣以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身份找陆铿谈话，准备在弄清消息来源后，再行处理，但谈了好几次，陆铿都以新闻记者有不泄漏消息来源的义务为理由，拒不交代。李惟果还想让他服从组织，说:“你是党员，总裁命令你讲出来。”可国民党的党票又不值钱，想进就进，只需填个表就行，所以陆铿马上回答:“那我退出国民党好了。”反正任凭怎么说、怎么劝、态度怎么诚恳，他都油盐不进，甚至连宋美龄气得要离婚、希望陆老弟能够“体谅总裁苦衷”的话也无动于衷。
可怜两位中央领导，苦口婆心，舌敝唇焦，竟毫无办法，最后老蒋亲自出马，把陆铿找来，开口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你说！”陆铿毫不怯场，反问一句:“能不能准我多说几句？”老蒋那时日理万机，那有时间听他啰嗦？但又不能没这个雅量，于是陆铿一口气说了半小时，首先从前方采访的所见所闻谈起，说士兵如何艰难，想喝一口水都喝不上，因为没有水壶，而后方官僚又如何穷奢极侈，国人怨恨都集中在孔、宋身上等等。他认为自己这样揭露中央大员，正说明蒋总裁大公无私。说完之后，陆铿主动要求给予处分。
蒋介石却摆摆手，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
几十年以后，陆铿认为，他之所以没有被追究责任，是因为美国朋友魏德迈称赞这件事是民主的表现，“蒋介石听到‘太上皇’这一评语，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这种解释，仅为孤证，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前3起“重大政治事故”也会被轻易放过。
行文至此，俺再多说一句，陆铿于1975年被特赦后去了香港，依然干他的老本行，于80年代又害苦了另一位伟人胡耀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