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流亡
流亡师生从新塍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于潜，先是坐船，接着水路不通了，只能步行，他们晓行夜宿，到于潜小驻，本来打算上课，却传来11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过分水，到了桐庐，半夜里，学生在睡梦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身后火光熊熊，浮桥烧断了。他们走出二三十里，等天色微明，才歇下来吃早饭。老师告诉他们，昨夜宿营处，日寇逼近，相距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状。
学生大多数都是十四五岁，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还有女同学，虽说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一条棉被、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但徒步跋涉，背上的行李只会越来越重，每天一般只能走三十到六十里。走得最远的两天，日行九十里，不少同学脚上都起了水疱，水疱磨破了出血不止，靠木棒或竹竿支撑，一步一移。走不动了，他们就唱支歌。
张印通校长和二十多位老师、全体学生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营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他们吃得同样非常简单，每次发一元钱要用好几天，常常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在疲惫的流亡途中，老师仍要抓紧时间给学生上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学生就坐在树荫、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上课。
时已初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经费不足，师生常处在冻饿威胁之中，前无定所，后无接济。队伍过建德、兰溪，走到金华时，长期驻扎嘉兴的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淞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被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南迁的事迹所感动，派高级参谋驱车赶来，赠送大洋一千元，言明不需要正式收据。
流亡师生吃山芋，睡泥地，风餐露宿，行程千里，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没有一个人掉队。路上曾有教师力主解散学校，让学生自谋生路，以致人心浮动，大家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当年和查良镛一起亲聆过这番话的学生吴慧芳说：“虽事隔近半个世纪，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这响当当的几句话，至今犹铭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