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我们输出什么文化
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不要讳疾忌医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