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别八年·患难与共 】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吓蒙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
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 “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阳，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把我们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厂宿舍区，在两间房子里度过了３年的流放生活。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
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经济特区是付出了心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