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同志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就很少参加涉外活动。
恢复工作：中央派仲勋同志“把守南大门”
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我们多次找过王震同志，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了党籍），同年4月初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后又在万里同志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同志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1979年7月19日，中央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由此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