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案组，虽然由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但受“贺龙专案组”的指导，并提供旁证材料。
因此，主案与分案是互相补充、互为因果的。
各分案组按照“贺龙专案组”“先扫清外围”的布置和要求，加强对各自专案对象的突击审查，大搞逼、供、信，大搞武斗，采用车轮战、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进行逼供。
他们将许光达迫害致死，把廖汉生整得奄奄一息，王尚荣被打成残废，黄新廷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流血便浓，谭友林差一点死在狱中，顿星云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樊哲祥给打掉了牙齿……“贺龙专案组”把各分案组用逼供、诱供、串供搞来的假旁证材料，再用剪贴、拼凑拍照、节录，甚至编造等非法手段捏合在一起，这种假了又假的材料，就成了给贺龙定罪的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
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
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位人物。
这意味着“贺龙的问题”已变成了敌我矛盾。
从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不仅从政治上、精神上，而且从生活上、医疗上，一步紧似一步地、不断地、全面地进行迫害。
贺龙的处境也每况愈下。
开始，他们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怕被人发现，把贺龙夫妇居室的窗帘全部拉上，不让他们拉开。
随后，又将他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只好睡光光的床板，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沙子很多，他们只得向做饭的战士把大米要来，晚上戴着老花镜，把沙子一粒一粒捡出来……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十多天断绝了对贺龙夫妇供水。
在那炽热炎炎的夏天，又不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他们憋闷得汗水淋漓，但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水。
贺龙是个71岁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点水怎么够？为了保护这一点珍贵的水，他们只好不洗脸、不漱口，渴到实在受不了时才喝上一小口。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则天天冲凉洗澡，大量用水。
他们那么多人用水时水源就不困难，惟独贺龙夫妇用水困难？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由于供水实在太少了，大热的夏天，即便不洗不漱，连喝的水也不够。
要是要不来的，此时此地，求人不如求天，盼望天上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