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内”胡晓阳被毙，明星迟志强入狱
1986年2月19日下午，遵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召开了—次公审大会。会上，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三人因犯有强奸、流氓罪，且影响极坏、民愤极大，被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
6名罪犯中，胡晓阳乃上海市委前第二书记、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之子；陈小蒙、陈冰郎乃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曾起草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他们6人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打着父亲的旗号，以帮助招工、招干、调动工作、跳舞、谈恋爱等为名，自1981年至1984年间，共轮奸、强奸、奸淫、猥亵妇女51名，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宁和败坏了党的风气。
在长期的淫乱活动中，几乎每个罪犯都有着各自的秘密嗜好。陈小蒙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记者，因爱舞文弄墨，每一次“采花”之时，都要与被“采”之“花”多聊上几句，事后，又如实记录，尽情发挥。几年之后，他居然写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胡晓阳虽既无文才又无口才，但却喜欢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或公开、或偷偷地取出随身携带的微型相机，将一个又一个的裸女摄入镜头，既供自己日后欣赏，作为陈小蒙出书的配图，又以此为要挟，继续与一些女子行欢。
当胡、陈、葛等人被枪决的新闻向社会公布后，立即在国内产生轰动，人们无不为之拍手称快，称赞政府政法部门的敢于斗硬，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83年“严打”真是铁面无私，连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也因流氓罪被枪毙，他在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00号奸污女性30人，当时人称那里为淫窟。
若说胡晓阳等人被处以极刑是罪有应得，迟志强的遭遇在今天看来确有些冤枉。曾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明星迟志强，在1983年“严打”中锒铛入狱。据迟志强回忆，1982年，他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八九个男孩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还与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们大胆超前的行为，引起邻居的反感并被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严打”开始后，由于邻居的举报，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因为事件中没有受害者，公安部门本来要通知单位接回去教育了事，没想到《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后，以“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为题发表报道，虚构渲染了“强奸、轮奸”等情节。当时人们不懂只有法院审判后才能认定一个人有罪，法院宣判前只能叫“嫌疑人”，若在今天，这个记者和这张报纸已完全构成了诽谤罪。结果报道一出，短短一天时间，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致电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一下，公安机关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再放他。迟志强与其他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被判监禁4年，于1986年出狱。第二年，他成为歌星，其专辑卡带《铁窗泪》根据监狱生活创作，销量超过千万。事隔十年后，“97刑法”中将迟志强当年所犯流氓罪废除。
大街张贴划着红勾的告示
“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严打”第一阶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人员，社会反响最为强烈。公检法对所立案件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各地相继召开大规模宣判会，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违法人员被严惩、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恶分子被枪毙。
“严打”期间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场面深深刻入百姓记忆中。经过审讯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须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绑，由于将临的死亡和游街的耻辱而面如土色。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还画着黑色的“×”。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公安人员在旁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当时，各地的校园还经常张贴审判犯人、游街示众、刑场行刑的实景照片，张贴这些照片的本意，与游街示众一样，意在教育民众遵纪守法，希望祖国的花朵从小见证残酷的行刑场面，长大后不会重蹈覆辙。对“生”才刚刚有些朦胧体味的孩子，面对“死刑”这两个字眼，心中生出的更多的是恐惧。血肉模糊的死刑场景印在幼小孩子们脑海里，成为成长记忆里长久挥不去的一抹阴影。
居民区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张贴通缉令和判刑公告。这些公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面会用粗粗的红线画上一道，而结尾处，“此布，院长某某”字样的上边则用醒目的红色“√”作为一种严厉的警示。
83年“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斗争打击了许多违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生活安定，收效明显。但是这段时间内，对于某些罪责较轻的犯人，打得过严了。
1983年初，安徽省蚌埠市，有个名叫李和的小青年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后不给钱，被告强奸。开始被判刑5年。服刑不久后，严打开始，他被改判15年。为了增加“严打”力度，造出“严打”声势，李和改判的布告贴的满街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儿不服气，提出上诉。在严打进入第二阶段时，他直接被枪毙了。
还是1983年，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儿，在路上和同伴打赌，开玩笑说敢不敢亲一个女孩的嘴。姓王的小伙儿果真去亲了过路的一个女孩。事后被抓，枪毙了。这一则案子，震惊了当地的百姓。
北京某大学王姓、余姓两个女生，光天化日下在八一湖脱了衣服裸泳，83年“严打”中这名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及裸泳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判决，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了。历史不幸被她言中，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被主流社会道德接受，但人们对性行为已宽容多了，流氓罪被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是聚众共淫，连犯罪都算不上了。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对是否坚持“严打”出现了不同声音。有的提出打击面过宽，个别地方出现“复查风”，此时全国政法会议传达邓小平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严打”阶段的第三次战役得以顺利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