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炫目的历史。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他们为何又逆潮流而动，卖国求荣，堕落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其一，权力欲使然。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同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和谋刺摄政王的“博浪一击”，为其政治生涯提供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但孙中山在世时，尚未见到汪精卫与他人争权夺利的记载。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俨然以国民党领袖自居，政治欲望极度膨胀起来。由于他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其达到权力的顶峰。然而因为缺乏军事实力及驾驭各派的能力，致使他在与一个资历与声望远不及他的一介武夫蒋介石的争斗中，几经沉浮，由权力的顶峰一步步走下坡路。世事如棋。蒋汪对弈，前者处处棋高一着，汪屡屡败北。如果说，抗日战争之前，汪精卫还徒有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虚名，那么抗战开始后，特殊的战争环境为军事统帅行使权力提供了便利，蒋介石任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汪精卫做副手。尤其在国民党临时全会上又明确他为国民党副总裁。一向对党权十分重视的汪精卫，对蒋介石以军驭党、独霸党权的格局和自己“伴食宰相”的地位更加不满。汪精卫深知，要夺回失去的权位，单靠自身的力量或与其他反蒋势力的暂时联合终难奏效。在中日战争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在国外寻找靠山。1938年底以后，日本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发出和谈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同日本合作，“挟日制蒋”，就成为他“问鼎”最高权力的必然选择。
汪精卫降日后，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写《黄花菜》一诗讽刺之：“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再看汪精卫为追逐权力媚日求和的丑恶嘴脸，真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其二，政治性格使然。汪精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恪守的政治信仰。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这种政治性格，随着他党内地位的不断升迁和时势的变换，驱使其政治欲望水涨船高，欲壑难填。然而，由于汪精卫少年时期丧母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又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的矛盾性格。这种先天的重文轻武、懦弱有余、刚毅不足的性格，成为其“问鼎”政治、屡屡败北的致命弱点。孙中山晚年批评汪精卫“长于调和现状”和容易被软化，可谓一语中的。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他上台下野，离国韬光养晦，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但更主要的是他性格软弱，无担当，在同各派军阀政客纵横捭阖的争斗较量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所采取的一种搪塞策略。
汪精卫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在其从政生涯中，陈璧君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陈璧君生于南洋富商之家。从小受到父母宠爱，一呼百偌，众星拱月，形成了个性率直、作风霸道的性格，有浓烈的指挥欲和统治欲。特别当她与汪精卫结合，感受到汪性格上的弱点后，更加恣意任行，甚至以保护人自居，对汪精卫的行动横加干涉。长此以往，汪精卫面对雌威，养成了惧内的习惯。汪精卫曾坦言：“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熟悉陈璧君的旧人回忆：就汪精卫来说，她是事业与生活的劫持者，汪精卫在公在私，所以做了许多反情悖理的事情，她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汪精卫的事业，多半也是由她支配。所谓党国的建国大事，她要过问，甚至汪精卫要会客，也要由她许可。陈公博曾与陶希圣谈论汪夫妇关系，“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在开展“和平”运动和叛逃问题上，她不仅越俎代庖，代汪表示“只要日本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而且在汪精卫犹豫不决时又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离开重庆。她对汪久居蒋之下的政治地位强烈不满，甚至对汪精卫发出“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的质问。正是由于陈璧君的积极推动，汪精卫终于下决心脱离抗战阵营，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西哲有言：权力是一副毒药。回顾汪陈夫妇的曲折复杂人生，为了追逐权力，从当年声名显赫的反清斗士、革命党人，堕落为臭名昭著的汉奸政客、民族罪人。真是可悲，可叹，可警，可戒。（本文作者：李秀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