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术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4月中旬以后，妖妇摄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体性的幻觉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经过马巷口一家烧饼店，她发觉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问路。烧饼店主却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体麻木僵硬。一个卖油条的妇女正好经过，也犹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过去。
像李高氏这样的普通南京妇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和1768年妖术大恐慌下的民众反应一样，南京市民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尽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却一贯是受歧视的角色。她们过分热情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看上去和摄魂妖妇有天然的联系。
于是，民众见到这样的妇女，开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来发展到群情汹汹，南京街头，行人动辄被饱以老拳。一个女人仅仅因为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因有一面之缘，便对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误以为是摄魂妖妇，于是众人一拥上前，扭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
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人们心理紧张到没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却前所未有得活跃。一个玻璃瓶、几张纸、一个微笑，或一句言语，都会引发他们的敏感情绪，进而导致暴力行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乱谋利。市民邓荣福经过马马氏家门前，向她问路。孰料，马马氏高声喊叫，说他为摄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围住邓荣福殴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携带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乱抢走。纱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读成文玉，到城南书店买书，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许是她买到了想要的书籍，脸上挂着高兴的神情。于是，有一个妇女突然指她是摄魂的。可怜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抢走了。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了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面店老板娘发现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声喊叫，说他是摄魂人，于是不用亲自动手，其他顾客便蜂拥而上，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媒体为此忧心忡忡。4月20日《京报》发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摄魂把戏》。这位怎不愁氏描绘了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几天前，《京报》就发出“妖妇摄取魂魄耶，流行病之传染耶”这样的质问。《京报》记者说，如今春气和暖儿，南京人一向不讲求卫生，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证实了《京报》记者的猜测。教育局长陈剑翛发布了七字韵语布告，解释妖妇摄魂纯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它的流传，实际上是由于“反动分子”的“乱凑趣”和“时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首都卫戍司令部也发出辟谣报告，指谣言是潜伏的敌探、共党和地痞流氓等人编造的，目的是扰乱后方秩序。从1927年以来，时局动荡，南京始终是一个漩涡中心。所以，才会出现阴兵助阵这样的谣言。毫无疑问，国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敌对势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