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那些晚上被赶走的人呢？”
“哦，他们明天早上会回来的。”翻译说。
“可是我从来没见他们回来过。”
“但是我看见过。”
我锲而不舍地继续向翻译发问：“如果那些人回来了，他们的房子都被红卫兵封了，他们能住在哪儿呢？监狱里吗？”
“不可能。我们的监狱装不下那么多的人。”
“那么如果他们不能回家，又不能进监狱，他们该去哪儿呢？”
我的翻译终于忍受不了我的好奇心：“你在中国看到的太多了。难道你就不能不问那么多为什么吗？反正你只要记住一点就好，他们都是罪人，他们所受的一切惩罚都是应该的。”
文革如何控制人们的精神
我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步起，便感觉一股红色巨浪迎面扑来。我们乘坐着“北京专列”从蒙古来到二连浩特，站台上满是白衬衣、蓝裤子、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中挥舞着红宝书的“革命小将”。他们轮流背诵毛主席语录，合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车站大厅里还有一些年纪稍大的工人，他们并没有参与进来，只是任眼前的狂热蔓延。
一位小姑娘负责引导我们，她将我们带到一间报刊亭：这里出售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期刊，无一例外都以毛泽东的形象作为封面。她说出一番与年龄不相符的话：“在这里你们可以武装自己的头脑，获取思想教育的理论基础。”
红卫兵多为14～25岁左右的学生和工人，他们明显已经占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包袱里装着红宝书、标语、红旗等物品，随时准备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远走他乡。在二连浩特，我们在大街上几乎很难看到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们，他们大多留守在工厂、人民公社、党支部和机关单位里。
革命思想甚至影响到了幼儿园。在上海的一家前进幼儿园里，一位11岁的“红小将”成为我们的向导。一见面，他便背诵了大段的语录作为开场白，之后向我们询问了德国的幼儿园制度、母亲们是否还出来工作等问题。之后，他指挥我们所有人齐唱《红花向着毛主席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曲，从三岁的孩子到我们这群外国客人都必须唱。
我经常与这些少年展开讨论，当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问题时，就会有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团支书出来解释说：“他们对于毛主席著作的研究还不够深刻，所以不知道如何回答您的问题。”
在杭州，我们还被安排去剧院和电影院参观。剧院里上演的全部是样板戏，内容多是红军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谢幕时，演员与全场观众一起高歌《东方红》。电影开场前会有若干段内部资料片，播放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场面与进展，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身影时，所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