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在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主持出版《梁漱溟全集》。那时候身体比现在好，早上起来不吃早饭就开始干，编好一本出一本。从1989年到1993年，终于出齐8卷。此后，他又陆续编辑了几十种单行本。现在，他还想编一套《勉仁斋丛书》。“就我来说，如果有能力，对我父亲的思想做进一步的研究，替他做发挥的工作，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我自知没有这个能力。我一直是这种感觉，我父亲的思想，包括立身行事所体现的精神，仍是一种社会财富。这份精神财富是属于社会的，应该还给社会。想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解、研究，就必须做好出版的基础工作。”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工作。
也是1986年，父亲还在世，梁培恕却有了为他写传记的念头。
他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0年后调到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1964年进入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中下干校4年，1976年又进入社科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到美国研究所，1989年离休。
为什么要为父亲写传记？因为自1950年代受批判之后，父亲在社会上消失了。到1960年代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人。1977年重新为人所知，是因为《毛选》第5卷中的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那是一个片面、扭曲的形象。梁培恕跟哥哥商量。梁培宽觉得，儿子写父亲的传记，很难掌握分寸。但梁培恕决心已定。等他1991年真正开始写时，哥哥也不得不参加进来。“当时我在国外。写成几十页就寄回国让他看。他就在上面提意见，极其细微。刚好我们年纪差得不远，同样的生活环境，很多事情我知道他也就知道，等于自我检查一遍。”
第一稿写了六七章之后，他觉得离心里的目标比较远，作废。1997年回国后重新开始写。“我意识到环境还是要在国内--大环境。还有小环境，就是说你要真想写得好，必须非常孤独甚至绝对孤独。”他借了表哥在广电局的一个一居室。“生活简单化，没人来，自己也不出去，几天不见人，想起来什么，随时就写。”2001年基本成稿。又过10年，2011年3月，《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终于出版。书名是出版社定的，他原想叫《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这是父亲对自己的期许。至大，就是廓然大公，无我；至刚，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他认为人就应该这样。”
孙辈走的路更多元
在梁钦东看来，祖父按自己的本心去做事，认为什么事是当时最重要的就去做，没有算计得失。父亲这一辈因为时局限制，没能真正像自己想的那样去过，有些才能没有发挥出来。而今天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允许他们这一辈做自己想做的事。
梁家这一辈走的路更多元。
梁钦元大学毕业后，在钢铁研究总院做过特种陶瓷材料的科研工作，曾经是高级工程师。但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便离开那里出来闯天下，现在成了一位心理咨询师。
梁钦宁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律师，而从事摇滚乐策划，现在在北大民营经济研究院工作。
梁钦东大学读的是建筑系，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5年，后去美国读建筑景观设计硕士。1995年回国后一直在建筑设计界工作。
梁彤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当老师而从事了新闻业，在法制日报社工作至今。
祖父仍在影响着他们。
一次，梁钦元去一家著名公司讲减压课。“讲课只能在他们的午餐时间，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听。讲完该我吃了，大家围着我不走。有员工跟我倾诉，压力太大--从国外出差回来，可能拖着拉杆箱就要来办公室上班。”他马上想起祖父的话来：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
梁彤说，“他离开我们这二十多年，我生活当中一直有他的影子。之前二十来年跟他生活、相处的感触慢慢回来了。以前没想到，时间越长影响反而越来越深刻。”
一两年前，梁培恕问儿子：你现在的事业，世俗地讲算是很成功了。但这真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吗？你真觉得快乐吗？
梁钦东跟妻子提过，哪一年放下工作，两个人找个偏远农村的小学教一两年书，看自己能不能适应。此外他还有一个梦想。“我爷爷当初就说，农村人都往城里跑，导致了乡村的空虚。现在也还是这样，大家都想到城里生活。我觉得应该让农村人在农村也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许一部分在城里生活过的人去农村能够带来一些变化。我想去农村办个农场，做有机农业开发。如果政府能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我真愿意去做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