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综上可知，在清代狱讼制度中，实在有一种导致冤狱发生的潜在机制。而导致冤狱之直接渊薮，当为清朝失之理性的政治、诉讼体制，包括清律规定过严之官员决狱之责任。一方面，从体制上讲，中国传统社会大多要求地方长官亲理狱讼，而通过科举而入仕途的官员，先天缺乏决狱理讼的专业知识，在威权体制下，错罚错判似乎容易成为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严格的责任制度，又给官员们枉法裁判提供了一种动力。在清朝，对承审官员，律例既有不得作为之规定，亦有不得不作为之规定，看似罗网严密、衔接无缝，但是揆诸实际情形，则多有龃龉抵触之处。而承审官员慑于律例之严厉处罚，为图尽其法律上之职责，常陷身于进退两难之境地，顾此失彼，动辄得咎。（注：对此，可参见巩富文先生的研究，他穷举古代法官的责任，阕为十六端：“违法受诉的责任”、“违法羁押的责任”、“违法逮捕的责任”、“违法检验［证据］的责任”、“强令为证的责任”、“违法管辖的责任”、“违法回避的责任”、“［不］躬亲鞠狱的责任”、“状外求罪的责任”、“违法刑讯的责任”、“同职连坐的责任”、“［不］援法断罪的责任”、“违法宣判的责任”、“出入人罪的责任”、“演禁不决的责任”、“违法行刑的责任”，其中绝大部分皆适用于清代断狱官吏，故而谓其动辄得咎，决不为过。见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一步不慎，重罚即至，故往往只能将错就错、掩饰弥缝，进而由小错酿成巨案。这在清代讼狱官司之中，实属司空见惯。刘锡彤之审杨乃武案，不过是千万此种案件之一而已，只不过因为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与《申报》报道，方才震动天下，闾巷遍传。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于影响巨大，关于此案的传世文献甚多，且此案案情复杂，涉及清代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尚有极多可研究的余地，本文囿于篇幅，未有论述，对这一珍贵案例资料的更进一步的研究，能否探骊得珠，尚有以待也.
郑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