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告的审讯由斯大林亲自掌控，每个“阴谋参与者”的罪行轻重也由他来定。
一般认为，“白衣杀手”一案乃是对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高级领导人又一轮清洗的前奏。斯大林需要策划一场无所不包、遍及全国的恐怖行动，犹太医生就成了实现其计划的最好靶子。医生因其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同人民群众亲密接触，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控制着其日常生活最敏感的方面——健康。而犹太人又分布在全国各地，可以说任何一个医疗单位都有犹太医生，斯大林都可以在那里顺利运用他的政治武器——反犹太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1952年10月举行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有25人进入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其中许多人名不见经传。30年代末形成的领导集体，仿佛已“湮没”在人数大大增加的政治局中。像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样经验丰富的活动家不会不明白，斯大林准备撤换他们。贝利亚尤其提心吊胆，他这个走卒为何不再讨得领袖的欢心呢？
1945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沙里亚根据贝利亚的布置前往巴黎，名义上是为归还1921年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运走的博物馆珍品，实际上，他在巴黎还秘密会见了格鲁吉亚侨界领袖——原独立格鲁吉亚政府首脑诺耶·若尔丹尼亚和几位著名的侨居国外的格鲁吉亚政治家。巴黎的一些格鲁吉亚侨民作这样的推测：沙里亚是受贝利亚之托，力求从格鲁吉亚侨民手中弄到诋毁斯大林革命前在格鲁吉亚的活动的材料。1950年初，沙里亚被捕，送到卢比扬卡，大概斯大林获得了关于沙里亚在巴黎秘密会见的情报。苏联国家安全部搜集了贝利亚的黑材料。50年代初，甚至贝利亚母亲的住处也安装了窃听装置，贝利亚的所有亲戚都受到跟踪。
上世纪70年代初，布尔加宁在同埃廷格尔的儿子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推测：斯大林打算在医生案件之后收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十九大以后，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指控这两个人给英美两国当间谍。首先，他对莫洛托夫颇不以为然，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是犹太人，1949年即已被捕。娶了犹太妻子的伏罗希洛夫也危在旦夕。斯大林正在策划类似1938年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一案的大规模政治案件，只不过这次被送上被告席的可能是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据布尔加宁说，斯大林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上都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尽管他的身边就有卡冈诺维奇和梅赫利斯这样的犹太人。战后，斯大林的排犹情绪尤其严重，他曾多次在小范围内说，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斯大林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当家，战后美国奉行反苏政策，其根子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