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越军人阵亡逾千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 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 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于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
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 ？从战争年代的档案中其实已有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案后发现，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际冷战 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后来中国为了抗衡 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于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后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后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