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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元甲:回归现实的“奠边府之虎”

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武元甲在去世前就得到了“武功贯国史,文德贯人心”的极高评价。

越南开国元勋武元甲有“红色拿破仑”之称。

   武元甲大将,2013年10月4日以102岁的高龄去世。他的生平似足称一个战神传奇,但最终,他以一个普通人的方式结束了一个活的神话,这条回归现实的道路或许其实早已展开,就像武元甲晚年一再自谦的和平将军。

  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武元甲在去世前就得到了“武功贯国史,文德贯人心”的极高评价。在党内被称作“文哥”的武元甲,在越共和越南人民心目中一直是文人儒将的代表,被越南官方评价为“仁、志、勇、廉、忠兼有的将领,胡志明主席优秀、忠诚、亲切的学生”。而在西方社会眼中,武元甲的多个绰号都与其武功建树有关,比如“奠边府之虎”、“白雪覆盖的火山”、“红色拿破仑”等等。其实盛名之下,或者白骨累累,或者为尊者讳居多。

  武元甲,1911年8月25日出生于越南广平省丽水县禄水乡安舍村一个“爱国儒家”的地主家庭,15岁开始参加席卷越南的造反运动,被捕,判刑三年,后被颇有同情心的法国官员提前释放。后进入河内大学,取得法学学士资格。不过,“法学博士”似乎是后来对他更常见的介绍。毕业后,一度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撰写革命文章,对学生讲授法国大革命,当然也包括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这些人物的命运似乎也映射出他后来的人生,包括革命、背叛、牺牲。

  1938年,武元甲加入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1940年初,他撤到中国境内,在昆明第一次遇见了胡志明。尽管此后武元甲在越共党内地位与中共的朱德相近,但是武元甲后来承认,他当时便觉得胡志明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胡志明一生朴素,始终着布衣和“抗战鞋”,而武元甲却喜欢白西装和领带,非常鲜明的法式趣味。在华短暂的逗留期间,武元甲原本准备到延安学习,最后取消,返回越南参加了1941年5月的越南独立联盟(简称越盟)成立大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工作,而越盟的任命依据——武元甲算是越盟所有领导人中军事知识最为丰富的,这位还来不及学习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儒家书生在昆明期间毕竟学习了一些“三十六计”之类的中国古典军事知识。武元甲自己也承认,他的军事指挥完全是“自学成才”,而不是许多背景分析里提到的接受过国民政府的军事教育。

  在经历了几年丛林生活后,1944年圣诞节前夕,武元甲率领共34人的武装小队袭击了两个孤立的法国邮局,打响了越盟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一天也被后来确立为越南人民军的建军节。不过,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越盟的武装斗争形势才开始好转。1950年,武元甲率领手持梭镖长矛的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训练和新式武器,整编为四个师。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随后奠定了武元甲的军事声誉。不过,实情却是中国方面派出先后以韦国清和陈赓担任指挥的顾问团指导越盟的进攻行动。从战后的中方总结材料中可以看到,尝到初战胜利的越盟武装在战役初期暴露出步炮协同差、纪律性差、盲目使用人海战术等弱点,幸好被陈赓从连排以上逐级设立顾问、一再推迟总攻等方式予以克服。但是此前从未有过营级以上战斗指挥经验的武元甲,在其一生喋喋不休对奠边府的英雄叙事中仿佛陈赓的化身,开始套上了“红色拿破仑”的巨大光环。武元甲撰写的《论游击战争》等小册子后来因此成为1960年代末世界城市游击战的经典,甚至到2003年还是俄罗斯向萨达姆政权提供的应对法宝,到2008年则是阿富汗塔利班分子改变游击战术的指导教材。

  武元甲指挥的1968年顺化战役,同样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针对这个位于越南中部、前阮氏王朝的首都,武元甲修改了中方草拟的作战方案,亲自策划了一场“春节攻势”,试图向胡志明和中国同志证明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在1968年1月30日农历春节发起的这场战役,武元甲动用了将近7万余人围攻顺化城,守军只有南越的一个营和三个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及部分陆军单位。持续三周的攻城战和巷战之后,越军付出了死伤近6万人的巨大代价,预备队几乎被打光,而美军仅仅阵亡海军陆战队142人、陆军74人,南越军队阵亡400余人,然后完身而退。1972年3月武元甲发起更大规模的“广治战役”(“复活节攻势”),再次造成越盟超过十万计的巨大牺牲,终于导致武元甲被撤职,由具苏联军事参谋学院学历的文进勇接替,后者最后指挥了1975年的“春季攻势”,成功占领西贡。

  对于这场美军几乎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战役、却输掉整个战争的战争,威廉·威斯特莫兰将军,这位在武元甲心目中具有“可观军事知识”的美军总指挥,却对武元甲评价甚低,无法接受这位对手以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来换取胜利的方式。其胜利的一方面,是顺化战役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包括5到8千具的越盟战场遗尸、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越盟军队对数千顺化南越官员、知识分子和教士的屠杀,以及美军B52轰炸机和战列舰新泽西号406毫米舰炮轰击带来的“屠杀”场面,大大震惊了美国公众,彻底改变了美国公众对越战的态度。另一方面,武元甲坚持这是和平的代价,坚持战争是军事斗争、政治行动和外交战的统一。他说“长期来说,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挡,所以从不悲观”,因为他相信越盟的士兵们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土牺牲。对他来说,巨大的牺牲并不妨碍他向后方继续要求支援,再派30万、40万和20万并无区别,仿佛越南的人力永不竭尽。

  不过,作为越共内部的亲华派,光环的失落和路线斗争中的失利,武元甲没有参与第三次印支战争的指挥,也为后来他在越中关系缓和中的角色埋下了伏笔,在越南与三个强权对抗的半个世纪中,武元甲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回归了现实政治。1986年,赋闲在家的武元甲找到阮文灵,表示愿意为恢复中越关系发挥作用。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他以一身大将礼服现身,以最富个人化的方式表明了越中和解之意。此前的战争神话并不妨碍他回归现实,以和平的手段继续思考和行动。在中越经济交流深化、南海问题紧张的背景下,他在2007年连写三封信反对中铝和美铝在越南中部林同省和多农省的铝矿开发项目,担心环境破坏。尽管他的努力最终未能阻止越南政府的开发决心,但是也许是因为武元甲认识到了思想市场和智库对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正是在武元甲的支持下,2008年越南新成立了一家外交战略研究所,展开对东海(即南中国海)的战略研究。随着陆退海进的“南进”战略,包括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和寻求美式民主的努力,都标志着,一个建立在昔日革命和军功神话的国家,从武元甲到越南政党,终于开始认真地从务实层面探索解决现实冲突、回归现实政治之路。

  •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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