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措施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同各种社会力量争夺影响的斗争，而不是同什么反革命的斗争。其结果，虽然压制、打击、消灭了异己力量，国内似乎稳定了，但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和俄共从此不受任何社会监督，也听不到批评监督的声音，官僚主义、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开始侵蚀这个执政党。由斯大林领导的专为改善国家机关而设立的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很不得力，列宁甚至认为没有比它更糟糕的机关了。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日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于病中提出建议，要求加强对党的监督，克服官僚主义。他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文章，建议“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他把着眼点放在党的高层，建议改组工农检察院，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增加工人和农民委员的人数，加强对最高领导机关，特别是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监督。由于担心斯大林的粗暴导致党内分裂，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的建议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局部性的办法：第一，没有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着眼，没有触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第二，列宁这时已经重病在身，他的建议遭到搁置，一些领导人对之采取敷衍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有的建议即使被采纳了，实际上也已变味。例如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斯大林的人马，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棍子。
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应当通过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应当有宪制的保障。但是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法制”观念依然未变。按照这种观念，法令必须与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法律必须严守阶级观点。1922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戈尔布诺夫曾转达列宁的口头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应该成为整治私人贸易的战斗机关……要没收其90%的利润，要不就使他沦为乞丐，让他至死不忘。要捕捉、盯梢、设置陷阱和圈套。”在这种观念下，虽然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但是私人经济得不到法律的保护。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的应对办法是采取非常措施，运用刑法对付有粮不售的农民——农民自己种的粮食不卖给国家，怎么是投机倒把呢？
1918年通过的宪法剥夺了下列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获取利润而使用雇佣劳动者，靠资本利息、企业收入等非劳动收入为生者，私商和商业中介，宗教神职人员等。此宪法一直实行到1924年。这样，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所谓“耐普曼”、“富农”都被剥夺了选举权。1918年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如集会、结社、信仰和言论自由（虽然有许多限定），而1924年通过的宪法只字不提公民的这些政治权利，却明确规定了城乡不平等的选举比例，城市2.5万人选一名代表，而农村要12.5万人才能选举一名代表。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等于党专政。“党专政”被写入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中：“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苏共决议汇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胜利后其作用逐渐消退，一切都由党来决定，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1921～1922年的大饥荒引发群众的不满，为得到群众的支持，开展了“复兴”苏维埃的运动，吸收劳动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但并未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各级苏维埃组织如同党组织一样实行的是上级任命制，选举仅是走过场。
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方式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斯大林提出集体化的方针，强制农民加入公有化程度极高的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剥夺和消灭全体农民，把农民变成了“国家农奴”，而不仅是所谓消灭“富农”阶级。
改革和改革者为何失去保护
政改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使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民主化，使全体公民享有民主自由，共同管理国家。
任何改革，虽然代表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的倡议创举需要得到保护，各项改革措施需要政治体制的保护，甚至改革者的人身安全也需要得到保护。
1920年代的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它很快平息了农民的暴动。有统计说，1923年基本恢复播种面积。1925年谷物总收成超过1909～1913年的20.7%，开始出口农产品和原料。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工人阶级人数与1920年（170万）相比增长4倍。这样的成绩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改革的成果并没有保持下来。
1922年4月，列宁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后，选出政治局正式委员7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3人：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在这10人中，坚定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只有4人，即列宁、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其余6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经济政策。这个力量对比，注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后来，斯大林在组织上获胜之后，立即于1929年年底，未经中央决定，迫不及待地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作为代替的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
中断新经济政策之后，斯大林立即实施他的全盘集体化方针——超高速的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并在国内实行大清洗大镇压。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 雅科夫列夫说，在斯大林时期遭镇压的人数达2000万之多。斯大林的大清洗杀光了列宁的近卫军，残杀了无数的社会精英，杀害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军队指挥人员，这直接导致卫国战争初期的败绩。苏维埃国家变成了斯大林个人极权的国家。他的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的农业大幅度倒退，直接造成1932～1933年的大饥荒，粮食产量直到1950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皇的战前水平。在以后的年代，农业一直成为困扰苏联的问题。被一些人赞颂的工业化让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苏联1920年代改革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