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苏联文艺讲究艺术水准，就不必具体举例了。尽管意识形态也很严酷，电影、小说、芭蕾、音乐、马戏、话剧、美术，依然诞生了一大批举世公认的杰作和大师，还有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如果说帕斯杰尔纳克等人是旧俄时代培育的作家，在苏联时代又遭批判，不算苏联革命的功劳，可是肖洛霍夫等文学家却实实在在属于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索尔仁尼琴的成功更能说明问题，他完完全全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红军军官、卫国战争的英雄，最初的声誉与赫鲁晓夫的欣赏还有因果关系，他的成名不只是揭露了斯大林时代，其艺术水平也无可否认。可见，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社会大众，文艺还有一个基本的并且是普世的艺术标准。遗憾的是，连肖洛霍夫一类的革命作家，在“文革”中都被我们划为修正主义，饱受批判；高尔基的革命声誉，在我们这里还曾受到质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的作品，30多年前一直被当作“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由此可见，那个时代，我们的艺术标准和对艺术的不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能够接触的外国文艺，除了寥寥无几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影片外，还有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的电影。其中，人们对阿尔巴尼亚和朝鲜影片的喜爱也超过了当时的国产片。比如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既不排斥爱情也不拒绝生活，一句“600工分”还引起观众会心的一笑。同为社会主义国家，30多年前，中国与朝鲜还有很多不同。朝鲜没取消过西服，没有停止过城市建设，没有终止过学校正常的文化科学教育。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朝鲜没有将文明举止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去批判，也没有将粗俗言行当作什么优秀本质去颂扬。即使在今天，凡是去过朝鲜的人都会发现，遵守秩序、爱护公物是社会的普遍行为，而且他们将这样的行为当作一种爱国。我的一位同事，10多年前随团去朝鲜访问，她旁边的某省团委书记在那里射出一口黏痰，不料一个朝鲜小女孩当即来到跟前，叽里咕噜说了一堆话。他们原以为人家在致什么欢迎辞，可是翻译告诉他们，女孩子说的是：在我们朝鲜不许随地吐痰！弄得大家羞愧难当。
我想，假如当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文革”开始时大张旗鼓的破“四旧”运动，将内容换成对陋习的大扫荡，凭着那时领袖的巨大号召力和无比威信，借着亿万人民的激情，在10年里把人改造为遵守秩序、讲究礼貌、举止文明的新公民，不是没有可能。可叹的是，这些运动却都是反方向推进。人学好，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毅力，但学差的话，不过就是一眨眼的工夫。结果，“文革”十年下来，从前差的更差，从前好的也变差，恶果延续至今。
平时我们特别喜欢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实，将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才更能看出问题的核心。如古巴这样的国家，虽然也实行社会主义，但中国、苏联和朝鲜的那些管制方式就难以畅行，加勒比海国家的民族性情让古巴人在许多方面严厉不起来。看看古巴的国徽：大海、太阳、钥匙、绿地、枝叶、山峦，情感如此充沛，即使一根象征权威的束棒，上面还要戴顶“自由之帽”，可以看出，自由在古巴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而越南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突飞猛进，不能不说与越南长期的殖民地历史和胡志明的思想遗产有很深的关系，他们身上的包袱都不沉重。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并没有让苏联文艺荒芜，残酷的历史反而成为一笔丰富的文艺资源，带来了令世人瞩目的果实；但在中国，“文革”以及“文革”前的历史却始终没有上升为思想层面的认识资源和文化层面的艺术视角，我们至今看不到具有人性深度的作品和伟大的文艺家。苏联的秘密警察、牢狱、批判、钳制、枪决等外部强迫方式，并不能改变文艺家和有鉴赏力的观众的内心；可是，如果发动一次次群众运动，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来解决文化问题，让文艺家和所有读者、观众从内心里认同一种创作思维和欣赏模式，那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局。近些年，当《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死无葬身之地》等世界名作公映、出版、登上舞台时，我听见了一片称赞声；可是，当国内文艺家稍稍用艺术的独特角度去触摸一点点人性深处时，“汉奸”、“卖国”、“美化”的罪名就铺天盖地而来——似乎国内国外有两个标准。我不得不想，也许产生大作、大家的土壤早已丧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