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斯大林完全信任的叶若夫调查的是“巴库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А．叶努基泽的活动。А．乌拉姆公正地指出，虽然叶努基泽“没有权力，但有重要的影响……除了奥尔忠尼启则、任何人都没有像他这样接近斯大林。他从1900年起就认识斯大林，斯大林的妻子是他的教女，而斯大林的孩子则叫他伯伯”。十七次党代会期间刊登在1934年2月7日《真理报》头版的苏联领导成员的检阅照片，间接证明了叶努基泽在克里姆林宫的崇高地位。照片上几乎有全体政治局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基洛夫，但是没有加里宁、安德烈耶夫和科肖尔）。惟一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叶努基泽却在照片上。
叶努基泽的陨落是出乎意料的。1935年初以叶若夫为首的党监察委员会指控叶努基泽道德腐化以及任用了许多社会出身异己的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1935年3月叶努基泽被解除了苏联中央执委会书记的职务，而在1935年6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在听取了叶若夫的报告后，把叶努基泽开除出中央并开除出党。梅德韦杰夫认为，“叶努基泽失宠的真正原因是他对Л．贝利亚写的《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一书表示愤懑，因为这本书中把一些无中生有的以及有些实际上是叶努基泽的功绩归到了斯大林身上”。但是叶努基泽的被贬发生在1935年3—6月，而贝利亚的报告（它是他这本书的基础，实际上是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部门主任贝季亚写的）最初是1935年7月21—22日在第比利斯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的。同时，正如Р．梅德韦杰夫指出的，准备这个报告的工作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第比利斯分所也保密，只是后来才刊载在《真理报》上，接着出了单行本。因此在失宠之前叶努基泽不可能批评尚未写出来的书。
叶努基泽失宠的时间与基洛夫被害事件的巧合未必可以认为是偶然的。结果是，政治上失宠的第一个牺牲者是决议的作者，而在此决议基础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不排除斯大林在仔细考虑与基洛夫被害同时发生的情况时，发现叶努基泽在准备破坏法制准则的决议中表现出来的令人可疑的热心。也许，斯大林后来悔惜过，由于他发怒才产生这个仓促的即使在当时也无法长久实施的立法行为。斯大林开始怀疑叶努基泽是有意识地把他推向作出这样的指示，后来又急于发布明明知道是错误的法律。虽然于诉讼程序有害的决议没有取消，但斯大林可能产生这样的怀疑：叶努基泽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在等到斯大林震怒后清醒过来之前最好不要急于做准备。（后来，在1938年3月，在审理“右翼托洛茨基中心”案中得到证实，正是叶努基泽要求亚戈达加快谋杀基洛夫的速度。）
但是在1935年事情还没有超过怀疑。虽然，斯大林与老革命者，特别是与“巴库派”有着友谊的联系。叶努基泽没有被指控搞阴谋。亚戈达继续在内务人民委员的职位上工作，确实，是在叶若夫的监察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竭力要证明自己在揭露苏维埃制度敌人和与刑事犯罪的斗争中的勤勉，越来越多地批准逮捕。据研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契卡活动的В．涅克拉索夫的资料，“1933年各地失去自由的有三十三万四千人，1934年——五十一万人，1935年——九十九万一千人”。1936年囚禁数达到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人。同时，在审理“沙赫特案”和“工业党案”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通过严刑逼供从被捕者那里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制造冤假错案。
在加强政治警惕性的运动中继续进行1933年开始的对党的队伍的“清洗”。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被开除出党的人数增加了。在斯摩棱斯克档案的材料中苏联学家发现了有关西部州开除出党的情况报告，在那里进行清洗时，开除了当地占党员总数23％的人出党。叶若夫和马林科夫（后者于1935年成为中央核算分配部副主任）在报告上签了字。
迫害和党的清洗掺进了对秘密敌人的恐惧和进行个人报复的因素。被开除出党的人常常被指控有“托洛茨基主义”，这就大大夸大了托洛茨基思想在党内的真正传播的范围。过去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在1935年12月30日宣称，光是在莫斯科党组织中被揭露的托洛茨基分子就有一万人。这一消息使托洛茨基大为高兴。他在《反对派简报》里写道：“在这几个月中被开除的一至二万‘托洛茨基分子’中，老一辈的1923—1928年式的反对派不超过几百人……大量的是新成员。”
И．杰伊切尔有理由认为：“基洛夫被害后进行的大清洗和大流放给托洛茨基主义以新的生命。被成千上万新的被放逐者包围的托洛茨基分子再也不感到自己孤立了……比较年轻的反对派、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后转向反对斯大林的共青团员、各种各样的‘倾向分子’、因小小的违反劳动纪律而被流放的普通工人、在铁丝网后面开始思考政治的不满的人和发牢骚的人——所有这些人构成了老一辈托洛茨基分子的庞大的新听众。”
经常灌输对托洛茨基威胁的恐惧导致了1936年8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办理了新的诉讼，与他们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有托洛茨基分子И．Н．斯米尔诺夫、С．В．姆拉奇科夫斯基、В．А．捷尔—瓦加尼扬。法庭确认他们都是1932年成立的地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成员。审理中苏联检察长А．Я．维辛斯基宣布：“托洛茨基分子行动的决心比季诺维也夫分子要大得多！”
涉案者不仅被指控准备谋杀基洛夫，在“中心”拟议的牺牲者的名单中也包括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科肖尔、波斯特舍夫和其他党的知名活动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可能的牺牲者中没有莫洛托夫的名字。结果是，“人民的敌人”认为没有必要杀害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不排除亚戈达以这种做法给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罩上阴影。
同时Н．И．叶若夫越来越多地干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事务。虽然在国务活动中他并非是新手（1930年起叶若夫就是中央分配处和干部处主任），但在1935年初以前他与国家安全部门还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他与党监察委员会的自己的助手不仅研究内务人民委员部一般活动问题，而且还参与侦查工作。А．奥尔洛夫写道，还是在任命前很久时叶若夫说“对内务人民委员部业务工作的方法和改造囚犯的纯技术方面的问题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兴趣……他喜欢在深夜出现在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的侦讯办公室里，并观察侦查员怎么强迫被捕的人作出口供。当有人向他通报，某某人某某人以前一直不肯招供而现在屈服了时，叶若夫总是想知道详情，贪婪地盘问是什么摧毁了被告的抗拒”。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叶若夫和他在党监察委员会的同事公开表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不信任。不如说相反，他完全赞同亚戈达的行动。1935年11月亚戈达获得国家安全总政委的称号，使他和五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平起平坐，此后他的地位似乎更巩固了。但亚戈达显然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地位的牢固，这就更加促使他与斯大林对抗。
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曾与我父亲一起在矿山学院学习。他对我父亲说，1935—1936年冬有一次他和剧作家基尔雄一起被邀请去依然与知名作家保持关系的亚戈达的别墅。在丰盛的宴会之后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法捷耶夫听到，所有谈话者，包括人民委员都用最粗野的话痛斥斯大林，并表达出强烈的愿望要“从暴君手中解放多灾多难的国家”。法捷耶夫这个过去的远东游击队员性情急躁，他认为，他落入了“敌人的巢穴”，连大衣也不穿就跑出了别墅，在冬天的道路上迈步向莫斯科走去。当基尔雄和亚戈达的警卫坐的轿车赶上他时，他差点就冻死了。基尔雄向法捷耶夫“解释”，他是残酷玩笑的牺牲品，实际上所有在场的人都极为爱戴斯大林。他们把作家载回了别墅。直至亚戈达被捕，法捷耶夫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也许，其他许多参加亚戈达宴请的人也长久保持了沉默，其中也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与内务人民委员的意见相吻合的人。
有证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从表示不满的谈话和阴谋转向准备国家政变。雷宾回忆道：“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学校的学员，后来是斯大林昆采沃别墅的警卫队长的И．奥尔洛夫告诉我：‘1936年初，他（（指亚戈达。））的副手阿格拉诺夫、政府警卫首长巴乌凯尔政委、他的副手沃洛维奇和金采利组建了一个特别战斗连。这些战斗队员都是两米身高，灵活敏捷，剽悍有力，有勇士般的体魄。我和我的同期学员谢列达和尤尔奇克也在内，我们学徒手自卫、近距离拼刺刀、越过障碍。我们武装得很好，还穿制服。通常我们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进行操练，而亚戈达则从自己办公室窗户里观察我们。终于决定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院子里检阅我们。亚戈达和他的同伙认为，我们正是为他们的阴谋能去干任何强盗行径的小伙子。他们训练我们是为了夺取克里姆林宫和逮捕斯大林同志。但是阴谋破产了。’”雷宾本人要人相信：“整个行动队由各种等级的人组成……5月1日在红场集合时，要迅速把四至五把手枪塞进军用挂包。”如果一切如奥尔洛夫说的那样，那就是说，夺取权力和政治上谋求继续生存导致亚戈达作出反国家的行动。
不清楚是什么阻碍了原定于1936年5月1日的政变。不仅如此，第二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人的诉讼以对所有的被告判处死刑而告终，这似乎强调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者在揭露“人民的敌人”中起着显著作用。在诉讼案审理过程中及审判以后国内展开了谴责被告和赞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运动。8月21日《真理报》发表了过去的反对派拉科夫斯基、李可夫、比亚塔科夫的信，信中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表达了热情的赞扬。比亚塔科夫的信的结尾有这样的话：“好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了这伙贼党……光荣和荣誉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确实，同一天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宣布，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列伊戈利德供词基础上他命令对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杰克和比亚塔科夫进行侦查。因此比亚塔科夫和李可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恭维显得令人难以捉摸。此外，维辛斯基通告，相同的材料已经可以对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勃里亚科夫提起刑事诉讼。读到这一通告，托姆斯基便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