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执政不到半年，查封的报刊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的还要多；罗曼诺夫王朝在1826至1905年80年间共处决政治犯894名，布尔什维克政权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这都是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感到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二月革命以来俄各族人民已拥有相当多民主权利和自由，现在又全部被剥夺，这不是社会的进步。结果，两人主持的报纸被迫关门，住宅遭到搜查。1918年高尔基把在《新生活报》发表的部分文章集录成《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彼得格勒出版，但此后70年间此书一直是苏联的禁书，也未收入30卷本《高尔基文集》。普列汉诺夫病逝后，1921年巴黎出版了他的俄文版两卷集《在祖国的一年》，这本书在苏联同样成为禁书，不仅未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直到2000年仍未能在俄罗斯出版。
高尔基比普列汉诺夫幸运。十月事变后他又侨居国外，1928年5月28日从意大利回到莫斯科时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人民确实欢迎他，但主要还是官方作了充分的宣传动员。诚如罗曼·罗兰所说，没有一个作家曾得到过高尔基这样的尊荣。幸也不幸？
高尔基粉饰过斯大林的“政绩”，后来他省悟了，不为斯大林作传，几次三番拒绝歌颂斯大林，只是未能拍案而起。《不合时宜的思想》直到1980年代末才解禁，人们在书报亭前排起长队，争相抢购。
普列汉诺夫“最后的预言”
1918年3月初普列汉诺夫病情恶化，两个多月后沉疴不起。他侨居国外37年，回到祖国仅一年就永远离去了。《在祖国的一年》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最成熟的著作，对1917至1918年初俄国的许多重大问题、对第二国际的历史，都发表了看法。
高尔基是文人论政，普列汉诺夫是思想家论政。但高尔基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在十月起义发动前几个月撰文指出：“历史和胡闹——不管闹得多么轰轰烈烈——毫无共同之处。”十月间当布尔什维克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出时，他十分不安并心存侥幸，然而起义还是发生了。他说：“革命将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它将怎样改变俄罗斯野蛮的风俗？它将给俄国黑暗的生活带来许多光明吗？在革命的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普列汉诺夫对十月起义的批判同高尔基是一致的，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发表了他的《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
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常常不得不回忆起恩格斯的意见：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
他们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
……
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
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
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论断不幸而言中,到1918年8月末，原沙皇帝国境内成立了至少30个政府，已疲惫不堪的俄国被投入可怕的内战。此外，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预言也变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