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一个年代， 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编撰者们逐渐发现：他们始终与遗忘及沉默斗争着。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参加同学聚会。饭桌上，朋友李岚（化名）谈及“文革”时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打过人。这时，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响起：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李岚想起了那次经历：她确实曾跟随一群人，闯进对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岚还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国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岚将这本书偷藏了起来。后来，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这本《外国民歌200首》都给了她隐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后，她却如何也想不起这本民歌选从何而来。
那次聚会，胡健目睹了李岚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学，郑重地道了歉。然而，当胡健受此启发，回溯往昔，竟也发现了多年来的记忆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参与抄家，在一间间房屋里搜查金条、电台，甚至将沙发拆毁，找寻其中的日记、手稿。
多年来，胡健却将这件事“遗忘了”，一直认为没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近30年来，王友琴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她经常会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邮件：“我的父母从不告诉我，“文革”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