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辞去大学教职后，专事写作，成为自食其力的职业撰稿人。按照他行事独立的脾性，他不会依附于任何党派，但对于被横遭杀戮的共产党人，鲁迅不仅心生同情，而且有秘密往来，以至肝胆相照，是因为“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稀奇了”，从中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作为知名作家和编辑家，鲁迅发挥所长，利用他的编辑出版经验和熟络人脉，冒?危险，为共产党人文稿的出版不遗余力，立下功劳。
“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是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志向。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英勇就义，留下尚未出版的若干遗稿。一九三三年，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人手，将遗稿编成《守常文集》，并请与李大钊相识的鲁迅作序，转到上海出书。鲁迅认为：“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并审时度势，提议不用书店的名义出版（当时一些书店可出版书刊），以避开当局的审查，印后自行售卖。由于鲁迅的意见未被采纳，胆小怕事的印书馆负责人将书稿送审，结局可想而知。直到鲁迅逝世后的一九三九年四月，李大钊的遗稿才在上海由北新书局发行，随即又遭租界当局没收。一九五九年秋，集李大钊一百三十三篇论文、杂文、演说稿的《李大钊选集》，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虽然鲁迅没等到这一天，但李大钊遗稿得以见天日，确实凝聚?鲁迅的一份心血。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这是革命先烈方志敏在《清贫》一文开头的自白，也是当时共产党人思想信念、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青年时期的方志敏，读过鲁迅的作品，欣赏鲁迅匕首般的笔，毅然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方志敏被捕入狱，抱定牺牲的准备，在条件极端困难的狱中，用米汤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这是一间囚室》等文稿和密信，通过争取过来的监狱职员，把信稿从南昌秘密捎到上海，交给他所信赖的鲁迅，由鲁迅设法转交中共中央。与方志敏并不相识的鲁迅，感到此事重大，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白色恐怖下完好地保存信稿，费尽波折，最终方志敏的遗稿交地方党组织呈送党中央，实现了烈士的遗愿。今日能读到方志敏的遗作，足见当年鲁迅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机敏！
鲁迅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私交甚好，在鲁迅日记中，有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来往的记载，一九三○年代初，遭受王明路线排挤打击，病容满面的瞿秋白来到上海，经周建人介绍，认识了鲁迅。鲁迅一家不嫌弃他们，四次让他们来寓所避难，促膝长谈，还帮瞿秋白夫妇代找过房子。
当时瞿秋白夫妇身无长物，经济拮据，鲁迅劝瞿秋白编译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一来介绍进步读物，二来缓解经济的燃眉之急。由于出版“红色译作”风险极大，许多书店都不敢接。鲁迅就采取“打包”的做法，将自己的《二心集》连同译稿托人一起卖给合众书店。起初书店只肯收《二心集》，不要译稿，经多次磋商，书店拖了一段时间才将译者化名“史铁儿”，抽出一篇译作《不平常的故事》发了单行本。一九三三年十月，这些译稿另加《高尔基自传》等三篇文章，仍由鲁迅介绍给生活书店，定名《高尔基创作选集》印发，但却与单行本一样发行时被禁，这是鲁迅愤慨的。瞿秋白就义后，鲁迅搜集了瞿秋白的所有遗稿，在自己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编为《海上述林》精装出版，是对这位共产党挚友的最好纪念。
柔石的情况与瞿秋白相似。他初来上海，生活困难，准备卖掉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原稿来维持生计。鲁迅腾出景云里二十三号房子让他暂住，热心将书稿介绍给北新书局出版，并推荐外国作品让他翻译。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柔石在狱中被杀，鲁迅等人为柔石家属捐了款，缓解断炊之难，愤笔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文，控诉反动当局的残暴恶行。日后，他将柔石生前喜爱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精美印出，告慰烈士的英灵。(霍无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