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台版《毛泽东语录》，除了照录原版的全部内容，又增选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文章。最后还附上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1967—1969指示”两部分内容。

　　杨照的书序正题是“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杨照认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构成：其一，毛泽东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块，就是如何细腻运用敌我关系。从来没有任何人，在敌我关系上投注过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敌我思考，使得敌我关系转化成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不断移位，需要最高警觉与最高智慧随时判读。其二，20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笔者理解，杨照的意思是，毛泽东靠这三条，打败了蒋介石，影响了全世界。

　　可见，台湾版《毛泽东语录》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价值冲动，也有右派的防身之术，同时也不排除商业动机。

　　知识精英眼中的毛泽东

　　在海峡两岸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期，台湾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仍暗藏着种种“困惑”。尽管他们并不认同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但对于历史结果的探询则从来没有停止过。

　　年过七旬的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竟在晚年完成了两部毛泽东研究著作：1999年9月出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2001年8月出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据韦教授自述，前一本书因受佛罗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的影响，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毛泽东。最后作者给出的学术断语是：“‘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是无法理解的。今日对毛的评价，在知识分子阶层，难免分歧，在中国广大的百姓心中，其神化的地位，似仍相当巩固。在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未来，其影响力势必仍将持续。”后一本书可以看作是前一本书的空间展开和史实验证。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要宽阔得多。这里的宽阔，指视野，也指深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陈永发院士，是专攻中共党史的台湾顶级学者。近年他的数百万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下册），以翔实的史料和精确的叙述，受到海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陈院士以稳健和谦虚著称，关于专业，我们谈得很深。有一次他随口说出：人们对毛的评价是不容易一致的，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在严谨的历史学家眼中，能称得上是“人物”的，那将意味着这样的角色具有多重涵义且分量很重，尽管难免随着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解读”，但一个铁定的事实则是，他已经属于那些终究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类，历史将在自己的系谱中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

　　作为历史学家，陈永发院士的研究视角是复原具体的政治过程，试图在政治事件的细节中展示宏观的历史主题。当笔者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简约地说是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比如，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如何能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聚集起如此强大的力量，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无论就国民党内部的知识教养，还是就共产党高层的文化素质而言，毛泽东都只是众多的优秀者之一。他为什么能拔地而起并非常耀眼地凸显出来？这其中必有奥妙。所以陈院士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时期，探讨毛泽东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同专题研究还没有达到这样微观的层次。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许倬云院士曾说：“就像拿破仑一样，每过10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就要翻个个。”我理解，许院士的深意是，一个被反复言说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

　　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三个字，无论是个人，还是指精神，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痕。〔摘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理论视野》2006年第4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