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作者：孙利国，原题：《共产国际是怎样将立三错误升级的》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认为立三中央犯了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错误”。然而，到了这年10月，共产国际就将立三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结果，并不清楚个中原因。笔者在近年公布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共产国际将立三错误升级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以下称“远东局”）和斯大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远东局与李立三的较量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此后，李立三不顾远东局反对，积极推进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受到共产国际批评。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提出目前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党的“第一等的任务”是发展红军和扩大根据地。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8月1日要举行游行示威。建议根据我们最近的电报开展工作，特别要加强群众性工作和组建红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7月下旬，共产国际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七月扩大会议精神，纠正李立三等人的错误。然而，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尚未到达上海之前，8月1日和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不顾共产国际7月23日电报指示精神，继续坚持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命令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进攻；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面对李立三的强硬态度和强力推动盲动错误的做法，远东局深感靠自身的权威来遏止立三错误的发展已不可能，故求助于共产国际领导人。8月3日至7日，远东局接连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告李立三等人的动态。

　　8月3日电报说：“政治局坚持认为，尽管发生了反对你们（此前，远东局多次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反对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的激烈争论，但仍应立即在武昌举行暴动，已派去政治局委员（指项英--引者注）为全权代表。远东局拒绝授以全权。为了核查形势和防止作出错误决定，罗伯特（远东局成员--引者注）将去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4页。）

　　8月4日至7日电报内容是：“政治局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不理解中国这里的具体形势。莫斯科应对此负责。我们的方针如下：坚决反击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

　　“远东局发。李〔立三〕在政治局8月2日（原文如此。时间可能有误。李立三提出这个计划是在8月1日和8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会议上提出建议，政治局决定在俄国红军和反帝战争的积极支援下在武昌、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组织暴动。

　　“李立三的意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特别是在武昌的行动做准备和保障上；我们根据你们的电报不对……（本文第一部分中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作出任何认可。

　　“形势严重而危急。（运动？）在长江省（原文如此，疑为“湖北省”。）的发展使政治局在李立三的绝对领导下面临丢脑袋的危险，李立三十分坚持以下论断：工人反对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只要求举行暴动。

　　“……〔政治局〕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提出了强烈抗议，该路线应根据这些决定作改变（原文如此，似应为“认为该路线应根据这些决定作改变”。）。远东局正与政治局进行斗争。必须立即给我们和政治局下达指示。必要的指示应由你们下达。决定……坚持（？）立即召李立三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5-256页。）

　　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的同时，8月5日，远东局委员、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斯托利亚尔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详细汇报了李立三的情况。信中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存在着现时领导人和中共同共产国际决裂的很大危险”，因为“李立三动员所有的负责同志和全党来反对共产国际。他公开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他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而政治局不顾并反对共产国际的坚定不移的指示，通过了十分重要的关于时局的决议（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在李〔立三〕的领导下要求共产国际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纠正路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7-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