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专供机关开会、演出和放电影的计委礼堂（如今的红塔礼堂）。这个礼堂的音响设备和效果在当时的北京城当属最好的，大艺术家梅兰芳和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里演出过。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经常对外放映内部影片而名噪一时。在这里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如今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当年都是这里的常客。

　　大院里有食堂、粮店、百货公司、公共澡堂，还有邮局、招待所……应有尽有，如同一个小城市。有人开玩笑地说：差个“火葬场”就齐全了。人们不用出院，生活问题就基本得以解决，十分便利。

　　同所有机关、军队大院一样，计委大院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底蕴。“红色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当是计委大院的一大特点。

　　计委大院住着近两千多名机关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中共建党初期就从事革命工作的资深老党员，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八年抗战的新四军和老八路，有在黑山沃土抗击日寇13年的抗联老战士，还有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中、高级指挥员——这些曾经战功那么显赫的干部，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革命史诗，每个家庭都有着一段故事，那故事有的非常动人、曲折，甚至异常的悲壮和传奇……

　　也许计委大院的机关政要太多，也许由于大院的住房水准太过高档，处处彰显出“贵族”品质。不知何时起，外界开始把计委大院称之为“贵族大院”，此名传播甚远。对于这一称谓，无论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计委大院的人并不那么在乎，反倒是大院的孩子们似乎有些得意和受用。因为孩子们在心中，早已在“贵族大院”前面镌刻上了“红色的”三个字。

　　孩子们不比谁的父母官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号召向苏联英雄母亲看齐,多生孩子的岁月，一家有三五个孩子不算新鲜。有人粗略算过，计委大院总共有近六千个孩子。

　　计委大院有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孩子们难以忘却的共同记忆：

　　“雨中送伞”——每每上下班时下雨，计委办公大楼前总会聚集着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男孩和女孩，争相为在大楼里办公的父母送雨伞。孩子们一只手撑把伞，另一只手抱着把伞，站满了办公楼前的空地。有的小孩还跑到楼前高高的台阶上和警卫战士搭腔说话。雨很大，天也很冷，但那份温馨的亲情带来的是无限的暖意。

　　“中午吃饭”——每天中午十二点，孩子们上完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都急忙背起书包、兴高采烈地奔向大食堂等着和父母一起吃中午饭。这时，下了班的干部们也三五成群地飞奔来与孩子会合，此刻，食堂里几十张桌子围坐满了大人和小孩，那个场面充满了愉悦，热闹非凡。吃饭声、嘈杂声和低低的笑语声融和成一片，如同一个超大的家庭在一起进餐。那祥和的气氛，那欢乐与幸福的感觉让孩子们记忆永远。

　　计委大院的孩子很少去比较谁的父母官大，更少去比较谁的“老子”参加革命早晚，相对于军队大院的孩子，他们显得更为单纯些。孩子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但从不关心对方家长的身份和官职。

　　计委大院的孩子，大多数有过身边没有父母监护、脖子上挂着把钥匙、到点儿就去食堂吃饭、做完功课就去拼命疯玩的经历；也经历过与父母一同上“五七干校”、三年饥荒和极左人祸的困扰与磨难。那时，即便像计委这样“一等一”的国家机关，也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来填饱他们孩子瘪瘪的小肚皮。记得当时，年幼的弟弟把自己省下来的半个玉米面饼塞进我书包的事，那浓浓的兄弟真情，感动我一生。

　　大院里的孩子们大致分为两拨儿：“老三届”的大孩子和“六九届”以后的孩子。

　　“老三届”的孩子对政治的敏感和关心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子，勇猛地冲向社会，自认为自己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但当他们的理想之梦破灭、政治上受到了愚弄后，情绪又变得十分沮丧。他们憎恨透了那位文化革命的“旗手”。直到现在，只要听到或想起她那句“红卫兵小将你们好”，眼前就会浮现出她那拉长声调、装腔作势的扭捏之态，便会在心理和生理上产生出直想呕吐的反应。这些博知、好学的大孩子们，意外地从曾在上海、延安工作过的老爸、老妈那里获悉到诸多有关那位“旗手”的丑闻和斑斑劣迹，于是“红都女郎”之类的许多新闻便最早从计委大院的孩子们那里传散开来，以致这些孩子和父母都受到“四人帮”爪牙的追查和迫害，吃了不少苦头。

　　随着形势的发展，老三届的这拨孩子绝大部分陆续上山下乡，去了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只有少数的孩子当兵或进厂当了工人。大孩子们走后，大院成了他们的弟弟妹妹们的天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下，大院涌现出不少闹腾欢，并在社会也叫得很响的“风云人物”。这些孩子在大院里独领风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