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蒋介石借“追剿”之名派中央军三路入川。待红军北上后，仍然赖着不走，并控制省政，这使四川军阀刘湘十分不安。早年，刘湘当副营长时曾得张澜提携才发迹，此时他便向老恩师讨教对付蒋之办法。张澜说蒋介石既想消灭红军，又想铲除川军，要他同红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联络抗蒋。刘湘接受劝说，拿出白银20万两接济陕北苏区，并沟通桂系，一起与刚打过仗的红军化敌为友，并于1936年在广西达成了三方秘密的反蒋抗日协定。

　　抗战初期，张澜回到南充创办建华中学。他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坚持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当时，国统区学校的学生，一听到蒋委员长，就要起立或立正，这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体现。张澜对此十分反感。他说：“今后你们听此不要立正，随便坐着听就是了，现在是国家利益、民族存亡至上，这种立正行为是搞个人权威至上……”对他这种爱国民主办学方针，国民党地方当局很不满意。

　　当时，学校经费困难，这个消息被孔祥熙知道了，就托人向张澜表示，愿资助10万元。张澜立即婉言谢绝。客人走后，他的女儿张继延说：“孔祥熙有的是钱，与其拿给他的二小姐乱花，不如让他拿点钱给学校造福。”张澜沉颜正色地说：“我咋能拿这种人的钱呢？我要他的钱，就封住了我的嘴，决不能因小恩小惠就失掉了自己的立场。”

　　1940年夏，南充的国民党机关逮捕了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彭宏岩，受到牵连的建华中学3名女学生也被抓走，由专员陈开泗亲自审问。审了一天，一无所获。陈开泗搜查了3名女学生的书信、日记，偶然发现女生肖淑荃在日记中有几句进步言论，如获至宝，厉声问道：“肖淑荃，你老实交待，建华中学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是谁？”肖淑荃机智而迅速地答道：“是陈开泗。”审讯室满屋的人哄堂大笑。陈开泗十分恼怒，连呼“退堂！退堂！”

　　张澜得知学生被捕之事，第二天到专署要人，质问陈开泗道：“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是什么政策，是国共合作，还是反共防共？”陈开泗狡辩地说：“是合作防共。”张澜当即骂道：“既然要合作，你到处抓他们，这有合作的诚意吗？再说，你抓我的学生，说他们是共产党，也没证据，请你把人放了吧！”陈开泗无奈，只得放人。

　　国共谈判，站在共产党一边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张澜亲自到机场迎接。而当年蒋介石入川时，陈立夫曾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都没去。

　　在重庆，张澜借住在朋友鲜英的住宅——特园，这里是民主人士在重庆聚会和议事之地，董必武赐名“民主之家”，冯玉祥手书题匾。8月30日上午和蒋介石会晤后，毛泽东下午登门拜访张澜。

　　毛泽东到了特园以后，从楼梯底下开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里面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张澜当时就愣了。事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毛泽东这样平等对待家里的雇工，他感慨万分，当时就对毛泽东非常崇敬。

　　毛泽东走后，张澜对在场所有人说：“得天下者毛泽东。”张澜一向谨言慎行，可是这次却断然做出了结论。

　　张澜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已经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账。毛泽东一听，称赞他是名不虚传的“川北圣人”，“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当日晚，张澜就写好了公开信，这就是9月18日重庆报刊上发表的《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在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为第三方势力。共产党为争取民盟站在自己一边，毛泽东多次找张澜谈话，几次长谈后，张澜完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在召开旧政协会议前，周恩来与张澜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一致行动。当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时，张澜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7年3月，国民党驱逐中共和谈代表，同年10月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勒令自行解散，否则便行逮捕。民盟的解散，对全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张澜对此曾沉痛地解释：“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许多民盟负责人避往香港后，国民党当局称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俄”，下令“不任其逃出国境”，这反使他更坚信第三条道路走不通，跟随共产党才有希望。张澜此时年近八十，重病缠身，国民党却把秘密参加民盟的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捐来的大批经费全部转移，以致其无钱就医。上海虹桥疗养院仰慕张澜之名，收他免费入院。而国民党男女特务则化装为医护人员轮班去监视。

　　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求他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张澜明确地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因为这次拒绝，蒋介石想杀害张澜，但又考虑到其他原因，蒋介石给特务下令先不要动手。

　　1949年3月5日，民盟总部迁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张澜：“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 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来平，参加领导。”接着，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又邀张澜等赴京参会。

　　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害怕张澜、罗隆基北上，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前往疗养院抓捕他们。疗养院的郑定竹副院长说：“不能带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我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经请示后，改为拘留院内，把张澜、罗隆基住的地方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