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前朝“范儿”，袁伟时老师的《缠斗：方生与未死》（线装书局，2013年2月）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该书收录的是作者近十年来的报刊文章与采访答问，不是故作高深的高头讲章，但正因为是通俗读物，反而更能把历史真相以大白话说出来。比如谈到洪秀全，以前读大学历史系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是浸泡在史学界“五朵金花”的泡沫中挣扎，但是在一次与广东史家前辈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敢于对洪秀全发难，被老师认为是离经叛道。但是，那时无论如何批判洪秀全，总是找不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大实话送给他。而袁老师说，洪秀全宣扬自己上天见到上帝，到了天上，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邪视”，上帝教他“两脚要八字排开”！“这些胡说八道表明一个农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不过如此。他文化程度不高，秀才考不上，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另找出路，但又没有什么才能，所以他的思维跟历代的那些草莽英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第29页）但是，“有人还写什么论洪秀全哲学思想之类的文章。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哪里有什么哲学思想？屎里觅道！”（第31页）好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当年我们想说的可能就是这句话，我甚至还能想象当年班里的那位“老邪门”（刘青峰《公开的情书》里的思想者）林兄如果说出这话时那是什么样的神情。但是，数十年来学术界、文化界对这位“乡下八股佬”的各种“思想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多少宝贵的资源空耗，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幕幕荒唐的学术肥皂剧。为什么会这样？袁伟时老师说，“如果你把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以后，在研究时你只要找到一两句话，再尽量夸大，得出的结论往往很可笑。”（第31页）一部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学术史，这样的可笑之事不少，而其负面后果绵延至今，余焰尚存。

　　该书题为“缠斗”，乍看起来有点费解。“自序：告别虚妄，维护历史的尊严”中提到：“从更广阔的层面去观察，最近几十年的思想文化冲撞，不过是现代文化之与尚未消逝的思潮的缠斗。这部小书收集的文章，是这个尚未止息的过程的侧影。”这就很明白了，是文化之争、思潮之斗，所争所斗者的核心，是制造虚妄的历史和求真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自序写于2012年末，作者开篇即说：“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可以说，这是对“缠斗”最敏锐的认识和最深刻的评价。这里的“刍狗”，自然与王弼注今本《老子》“以万物为刍狗……以百姓为刍狗”的原意大有不同。在本书中，最能体现这种“缠斗”的是第一辑“回顾风波”，几篇文章围绕着近现代史的“翻案”问题而“缠斗”。《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一文认为，历史研究的发展就是不断抛弃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本不存在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第5页）这是学术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史之始，因此也就注定了日后的“翻案”是必然的。作者说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以小说、影视的手段普及翻案的成果更是十分有益，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得迟了（第7页）。冯小刚拍完《一九四二》以后，有一种呼声使人不得不正视，也反映出这种热潮带来的觉醒。真正深刻的“翻案”，还不仅仅体现在人物、事件的个案上，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被遮蔽的民族命运转折点。在《回顾二十世纪》中，作者提出几次打击所造成的历史大挫折：比如清末民初宪政的失败，还有1924至1926年间段祺瑞以宪政与和平挽救中国的失败。一再摧毁民族的希望，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之源。这样的被遮蔽的历史巨案，不缠斗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