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把火真的奇怪吗？其实不奇怪。章士钊家被烧的原因好理解，学生总是要憎恨教育部长的，一有机会放纵暴力，不要说烧他家，坑他人都不奇怪。晨报馆被烧的缘由，则稍微复杂一点。晨报馆被烧，有间接与直接两个原因。间接原因是《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为国共两党而不容(研究系全称为“宪法研究会”，以力主实行宪政得名)。直接原因则是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副刊主笔后，发起“对俄问题”大讨论(有趣的是，徐志摩向张奚若约稿，张第一篇文章是《副刊殃》，开头即说，副刊整天胡说乱抄，毒害青年，还不如一把火烧掉。不料竟一语成谶)。讨论中，晨报所发文章十之八九是反对苏俄的，其立场昭然若揭，这就惹怒了左翼学生与群众。

　　尽管舆论对烧报馆一事颇多批评，陈独秀却不以为然，认为群众围攻和烧毁报馆没什么不妥，他甚至反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因此写了封诚恳而严厉的信给陈独秀。信中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胡适之所以诧怪，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与陈独秀等人在1920年8月1日曾共同发起《争自由宣言》，要求北洋政府废止专制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可是，现在群众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却冲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报馆，而陈独秀甚至认为这是应该的！

　　针对群众的吊诡行为和陈独秀的粗暴态度，胡适在信中苦口婆心地说：“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进而不无伤感地展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随后，胡适回忆，1919年陈独秀因“妨害社会治安，蛊惑民心，煽动暴动”被警察厅拘捕，联名营救他出狱的人中还有两位桐城派古文家，而陈独秀本人是极力提倡白话反对古文的。回忆总是让人动情，胡适接着说出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记得那晚……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1925年12月7日，《晨报》继续出版。仍任副刊主笔的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晨报馆被烧，胡适说“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徐志摩则说“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70多年后看，胡适和徐志摩这两位挚友，各对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