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北京城都在破旧立新。一些建设单位为了改善城内的交通状况准备将位于北城古城中心的团城拆除，以便将马路修得一平二直。梁思成一听，急了。他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说服了苏联专家。可是一些行政领导还是要坚持非拆不可。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梁思成一改往日的书生气，怒发冲冠，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既然你们认为一定要这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不必讨论了，就把团城拆掉，把金鳌玉蝀桥拆掉，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说完话，他离开会场，径直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词。周恩来被梁思成的精神打动，亲自带领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决定团城不再拆除。

　　梁思成的“上谏”充其量只能保住一些个别地方，却不能守护住整座城市。1953年，北京市委在《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中提出“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明确指出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同年5月9日，方案批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的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他不理解为什么解放当初解放军宁可流血牺牲也要保护古建筑，现在当家做了主人却反倒要去拆北京城？一气之下，梁思成再次找到了周总理。可是这次他没那么幸运。当梁思成指着牌楼，对周总理感慨地说：“你看，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通过这个庙看过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致。”总理笑了一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淡淡地回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梁思成哪里知道，此时的周恩来也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毛主席已经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无奈之下，梁思成只好留下了滚滚热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1955年，《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文章：“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在这之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了一个条子，让彭真组织人开展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彭真在颐和园畅观楼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先后炮制了十余篇批判文章，如《评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问题》、《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在强大的攻势前，梁思成低下了头。

　　1955年5月27日，梁思成这样反思检讨自己：“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深重。”1959年，梁思成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开头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接下来他写了一首诗：“十年教诲沫春风，东风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

　　往后就不用说了。——梁思成已被打断了“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