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当时，还不是这样。结束了4年的隔离审查后，庄则栋从1980至1983年在山西省乒乓球队做教练，等候结论。书的另一位作者黄伟康告诉本刊记者，1982年11月，他到太原出差，先和庄则栋有了建立信任的第一次面谈。“一共聊了三个晚上，第二天我们进入谈‘文革’了。那时经常停电，我们就点着蜡烛，他把宿舍里唯一的木椅让给了我，自己坐在木板床上，说得很坦率。”黄伟康说：“他当时能跟我畅谈也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是体委的人，又是记者，不仅对他的问题相当了解，也很关注他。那时候他的政治问题组织上还没有下结论，他很可能还是希望人们对他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也能有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他目前的处境和愿望。他的愿望还是希望政治上给他从宽处理，保留党籍。我回京以后就写了一个情况反映，上报有关领导。但由于庄则栋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严重，1983年7月，组织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萧关鸿与黄伟康也采访了庄则栋的前妻鲍蕙荞。他们曾经是让人艳羡的情侣：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鲍蕙荞认识了庄则栋。1961年鲍蕙荞在埃涅斯库国际 钢琴比赛中获奖，庄则栋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和单打的冠军，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庄则栋与鲍蕙荞再次邂逅，正式确定恋爱。然而1983年初到1985年夏期间的采访，展现在萧关鸿与黄伟康眼前的却是完全破裂的夫妻关系。“在东单三条鲍蕙荞家的四合院里，我们两人加起来和他们谈了有20多次，但没有一次是夫妻一起出现在我们面前来接受采访，这就很说明问题了。他们没有在讲述里攻击对方，但很多次说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角度和说法会有不同。”

　　在和鲍蕙荞交谈的过程中，萧关鸿发现了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两人几乎戏剧性地转变轨迹。他在采访手记中写道：“文革”初期，庄则栋是个顽固的“保皇派”，他起来“造反”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鲍蕙荞代他起草，逼他签名的。鲍蕙荞像所有虔诚的青年人一样，相信“造反”是神圣的号召。但是，她没有想到，这却是庄则栋迈向深渊的第一步。而当他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时候，鲍蕙荞却再也无力阻止了。相反的，鲍蕙荞身处在江青亲自“培植”的“样板团”，却是一步一步地认清了江青的真面目，最后在1976年清明节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加入了反“四人帮”的洪流。他们两个人在这10年里，从不同的出发点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两条轨迹正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缩影。

　　“我们在采访庄则栋的时候是抱着去理解他的态度，写起书来则是要剖析他。看我们的书稿全文时越到后面他越有些激动，觉得书中写的他对待总理的事情上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是不对的。我们就再去和鲍蕙荞核实，他也逐渐默认了一些东西。”萧关鸿说。他感到，庄则栋当时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文革’的后期，一些人和事就已经很清晰了，如果没有利益的许诺以及自我膨胀，他不会在错误的路上一直走下去。”黄伟康说，最后他认可了书稿全文，也说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

　　1985年，鲍蕙荞和庄则栋平静分手。即使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人还是避免不了这样的结局。“没有经历过去那个年代的人，不会懂得政治环境对人的影响。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开他，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允许自己那样做，不是出于爱情，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鲍蕙荞这样说，“关于我的婚姻，我曾经在接受一家日本电视台采访时，做过一个比喻：我的家庭是一只小木船，在旋涡里头旋旋旋，最终虽然又旋出了水面，但船上的一切东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