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支持穆青告江青

　　这是不眠的夜晚，怎样写才能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呢？穆青想到了朱穆之，穆青向朱穆之谈了以个人名义上书的想法。朱穆之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穆青的意见，决定两人联名写信向毛主席反映。

　　为稳妥起见，穆青想再找人商量一下，找谁呢？他想到吴冷西。

　　吴冷西是他在延安解放日报时的同事。从在清凉山时起，他们就相处很好。解放后，吴冷西一直是穆青的老上级，又是知心老朋友，关键时刻穆青自然就想到了他。此时，吴冷西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于是穆青打电话给吴冷西，约定在车上给他一份材料。

　　吴冷西接到材料回到中南海的办公室，先急急看了一遍，感到问题果然至关重大，又认真从头到尾细细再看，发现江青杀气腾腾，矛头很明显地指向邓小平，又影射周总理。吴冷西立即找到胡乔木。胡乔木看后，马上与吴冷西一同到邓小平家里，把材料交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觉得这个材料非常重要，他说：“必须马上报告主席，但不能经过我，你们另想办法，要赶紧办。”

　　吴冷西跟胡乔木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商量该怎么办，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很快打电话给穆青。

　　外事女记者充当“信使”

　　怎样把材料送到毛主席手里？吴冷西思虑再三说：“你找一位新华社的外事记者，利用工作之便，趁采访主席接见外宾之机，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直接把材料转到主席手里，这样中途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虽不是正式渠道，但准能办成。王海容对江青早有看法。”

　　找谁？穆青脑海里闪出了一个清瘦的女记者形象，她就是李琴。

　　与朱穆之、穆青相比，年轻一点的李琴则是中国女记者中的佼佼者。她的丈夫、新中国第一任解放军后勤部长杨立三，在长征中曾给病重的周恩来抬过担架。20世纪50年代初杨立三病逝，周总理、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他执绋送葬。李琴也与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有着亲密的关系。她长期担任新华社外事记者，工作为她提供了接近中央领导的机会。

　　在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穆青提出了向毛主席反映江青的问题，朱穆之斟酌再三，考虑以组织的名义不妥时，脱口说出“以个人名义”的就是这位李琴。

　　李琴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的是“我去反映可以吗？”当时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她身上。她有谁也没有的“优势”。因此，穆青首先想到了李琴。事不宜迟，穆青立即找到李琴。李琴一口承当。“先口头反映一下。”穆青和李琴商量。终于有了机会，毛主席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住所会见外宾，李琴参加报道，见到了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李琴就给她叙述了江青在大寨的表现，请她向主席汇报一下，王海容点头答应。回来，李琴立即把情况通报给穆青。又过一段，穆青说：“最好能搞个文字的东西，要主席批一下就好了。”于是穆青找记者加紧整理材料。按计划，毛主席只有两次接见外宾的安排，错过机会就不好办了。穆青组织了4个人日夜抓紧整理材料。材料整理好了。穆青写好一封信，写得很短，但字字千钧：

　　新华社记者汇报江青同志在大寨的讲话，其中涉及一些问题，影响重大，送上请参阅。

　　穆青在结尾署上自己的名字。朱穆之看过后也签了名。

　　10月8日，材料和信转到了李琴手里，她也毫不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就在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李琴把材料和信交给了王海容。

　　形势突变，材料最后没送出

　　曾经支持穆青采写焦裕禄的纪登奎这时在中央工作，他给穆青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全国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要求在大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然而，1975年的冬天很快到了。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如寒潮袭来。11月18日，清华大学贴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

　　11月的一天，在北京机场，王海容把信和材料退给了李琴，说：“现在形势变了，不好再送。”

　　朱穆之看风声吃紧，就在办公室把信毁了，但把材料保存了下来。他想，这是实际的情况，即使追查起来，我有实际材料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