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东德很多城里人在郊外和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和苏联一样，叫dacha。他们在那里不但过假日和周末，而且开派对，吃烧烤。东德人普遍奉行天体主义，很多海滨河滩和公园在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地都是一丝不挂的人群，这方面比西方还自由。展览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对此政府开始是反对的，后来也就容忍了。东德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收录机和照相机品种很多，都是本国生产的，质量很不错，比苏联的要好多了。

　　如果拿东德和西德在物质生活上相比，就所谓硬件来说，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其实差别不大。当时东西德家庭的陈设，如果只看家具和电器，双方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异。展览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东德家庭的起居室，另一张是厨房，其设备和布局，用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可能也不见得差吧？

　　那么，为什么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数百万东德人要开着他们的汽车——这曾经是他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内比其他国家要优越的象征——越过边界去西德呢？和其他一些前东欧国家不一样，东德的体制不是被革命革掉的，也不是被改革慢慢腐蚀掉的，而是被去国的洪流冲垮的。而在柏林墙垮掉以前，匈牙利的自由化已经造成了东德人涌去匈牙利的奇观。在后冷战的叙述中，柏林墙的垮掉常常被误以为是东欧革命的标志，其实它不是，东德人被过奖了。历史就是这样夸大象征性标志的意义。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些国家。东德发生的是墙倒众人推，墙倒大伙走，胜利大逃亡。

　　物质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说还不错的东德为什么垮掉。这个问题很大，今天的人可能也都会有一个很抽象的答案，但这个展出馆的内容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线索。例如，在一个角落有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囚室，说明文字中提到从1949年到1985年，东德一共关押了二十五万政治犯，平均每年将近七千人。东德从建立到瓦解，人口一直没有超过两千万，那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了。大量关押政治犯一直是封闭国家得以维持的主要方法，东德看来不但不例外，而且很突出，也可能是它没有发生激烈革命和顽强的反抗运动的原因。与此相比，西德就没有政治犯。不但没有，六十年代还闹过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中心就在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当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和格瓦拉，这些革命家都曾经是青年的偶像。对比之下，那些新左派，没有一个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问题被关进过监狱。

　　又如，一个依靠国家补贴基本生活物资的社会，其内里也很可能是一个特权横行的制度，而不会像表面上那么平均主义。展览馆里有一个冰箱，是东德高级干部家庭的，里面放的是各式名酒和新鲜水果，这是生活在短缺经济和配给制度下的一般东德人无法想象的，尽管他们每天的面包非常便宜。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冰箱会不会是虚构的，目的是抹黑东德的红色政党呢？可以肯定，和其他展品不一样，这个冰箱不可能是从哪个干部家中抄家搬来的原件，那些水果都是蜡制的。但是你可以这么想：如果在一些物资丰富，消费品的供应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特供的话，那么，在一个物资短缺的配给制下的消费品特权难道不是更不可避免的吗？苏联东欧历史上的“小白桦商店”就是那些特供品的发放地。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东德建立后的四十年中，尤其是柏林墙建立后的近三十年中，无数人甘愿冒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企图逃离这个地方前往西德。从他们逃离的方法中，今天的人们也可以看到当年东德的一般生活水平其实要高出很多国家。例如，把汽车的后备箱甚至座椅加以改装，把人藏进去；自制人力飞机和热气球；自制简易潜水艇和划艇（有人从波罗的海漂去北欧国家）；挖地道（最成功的逃亡方式，有一条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地下通道曾经在两个晚上让五十七个人逃走）等等。这些都需要相当程度的机械工具、设备和其他条件，而它们多半是由这些逃亡者在他们自己家中完成的。虽然在逃亡者中，多数没有达到目的，而是被送进了监狱，成为每年平均七千名政治犯的重要来源，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如愿以偿，来到西柏林或者西德。

　　可以想象，在一个物资极端贫乏，人民家中四壁空空的社会，一个老百姓家中最多只有榔头和老虎钳这些最基本工具的社会，一个一举一动都被邻居看得清清楚楚毫无隐私的社会，这样的逃亡只能是奢侈的空想甚至神话。这些逃亡者除了靠长途跋涉和游泳这些最原始的手段，恐怕没有其他的办法。用这些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东德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话）的天堂而不是初级阶段的小康了，除了那些国家福利，这些自制的逃亡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技术和材料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对东德人的拼死逃亡可能会这么想：住在这样一个天堂里还不满意，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往外跑，除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呢？相反，在东德人的眼中，和那些认为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去解释“自由”这两个字，可能就像夏虫不可语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