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在天津，有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据当地的《庸报》报道，有人发现宋则久的商店卖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宣传自己的产品。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竞争相当激烈，而抵制日本大量生产的粗布，就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纱厂的竞争。

　　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南洋烟草公司，它利用抵制日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抵制日货风潮中，由于“日本制造”产业结构单一，对中国的出口也仅限于纺织品行业，打这种“经济牌”很容易见效。

　　他们都摸透中国人的心理了

　　1955年至1970年，日本经历了“黄金十五年”。

　　在这15年内，日本不但年均经济增长在15%左右，更重要的是，在“产业立国”路线下，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名企。而中国，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

　　进入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而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全球产业链下，针对国内“抵制日货”行为，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2005年，由于日本入常及教科书事件，抵制日货风潮再起。

　　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了抵制日货风潮。

　　近期，围绕着钓鱼岛事件，许多中国人选择抵制日货。

　　孟晓宇是济南一家银行员工，在很多日系车出现大幅降价后，像日产“天籁”最高直降五万，他身边几位原本坚定抵制日货的朋友开始动摇了，喊着要买日系车，因为“价格实在划得来”，而且，日产、丰田都表示，承诺负担“意外补偿”。

　　“如今抵制日货，就像一阵风一样，今天喊一阵，明天喊一阵的。”孟晓宇觉着，随着日系车令人心动的“降价潮”，这种集体抵制恐怕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被这阵风刮走的，还有不少平时在媒体上投放日系车广告的商家。这些商家表示，现在做广告也是白投钱，等过了这阵风再投放广告。“这些人都摸透中国人的心理了。”济南一家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表示。

　　在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看来，在抵制日货上，中国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应激烈，更多时候，中国人的爱国停留在口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