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首都法院看见的那位穿着夏布长衫、通身洁白不染的周作人，在剃掉日式胡子、戴上副没边眼镜，确实有几分书卷气，但是和他的老哥鲁迅一样，那黑黑的两道浓眉以及一副横肉面庞上突起的巨鼻，怎样说也就少却那眉清目秀、体态清瘦的江南特有的书生味！当然，在庭上他轻言细语、举止有度，的确强过了周佛海的轻狂、丁默邨的畏缩，但是真要说他是淡雅飘逸，却只有在他的早期散文或新诗集子之内去找了。

　　不过，无论怎样说，周都算得上是“五四”以来的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却追问了一句：这样的文人雅士，怎会落水去做人所不齿的汉奸？

　　苦茶斋主自伤身世

　　对此一问，当日我实在提不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我只约略回答说：第一，周早年留学日本，而且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对日本人和日本风物，不免有着爱好。第二，七七抗战开始，周说他以家累未及自北平南迁，在奉命留守北大校园后，又因备受日方逼迫，且被日方派人打了一枪，乃不免逐步堕落，自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终于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记得周在被审之际，在庭上自辩，说是原以为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日在华北的又一次地方冲突事件，不久即可解决，因此才留在北平没走。

　　接下去，我们又谈到周作人在北平被捕、南京受审，以及在老虎桥监狱作囚的一些细节。

　　周在1939年元旦被日人遣凶刺杀，子弹被纽扣所挡，伤而未死。不久，先被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任为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旋改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登场开锣，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组缩小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续任该会教育总署督办。同年十一月，汤病死，周即继任督办伪职，后因群奸争权夺利，周连战无力，渐落下风。日方也对其多有不满，于是督办与文学院长兼职一并都被免去，改任个伪“华北政委会咨询会议委员”虚职，虽然只领些车马费，但仍能过着昔日担任实职时的阔绰生活。

　　及抗战胜利，周先以汉奸罪在北平被捕，次年，与王荫泰、汪时璟等一起被押南下，同被羁押在南京老虎桥“良”字号监房（当时监禁群奸监房，分别命名为“温”、“良”、“恭”、“俭”、“让”，但一般人则戏称之为“忠”字监所），枪决人犯刑场，亦设在狱内东边靠墙草地，执行人犯时，被囚诸人都可清晰听到枪声。

　　周受审较迟，伪宣传部长林柏生1946年10月在监内刑场处死时，周亲闻枪声，一面寄予同情，一面自伤身世。曾赋题为《感逝诗》七绝一首哀之。诗云：

　　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

　　诗后附以跋云：“林石泉（柏生笔名）同室有外役余九信，闻石泉死耗，在园中大哭。余年十九岁，以窃盗判徒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

　　从这首诗的含义，人们很清楚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失足落水一事，不仅毫无悔意，对国家肃奸正当处置也多有怨怼。

　　周赋此诗前，国府方以汉奸罪先后判处伪中央组织部长梅思平及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死刑，并次第在老虎桥监狱刑场执行。周粗据史籍，妄以颇具文才之梅、林与文学大家之庾、陈相比，究其意似以为庾、陈虽“变节”改事北朝及曹操，但新主仍爱其文才，不惟不加杀戮，且多加宠用，而梅、林则未能有此幸运。实则庾子山原以奉使被留，殊非变节投敌，观其所作《哀江南赋》，一心仍以南朝故国为念。至于陈孔璋虽历事何进、袁绍、曹操，但何、袁、曹等俱属东汉大臣，而孔璋先后仍充汉官，亦不能视为叛国也。乃作人不明此中分际，徒以己身与梅、林俱属一丘之貉故，竟胡乱引经据典，代其呼冤脱罪。究其意，当亦在求为其本人开脱耳！

　　那天，我曾以此意面告那位澳洲青年学人，可是他总是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弄不懂此中复杂史实及中国道理，还是因崇拜周作人而有其先入之见。总之在这点上，我们谈得并不投机。

　　周作人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伪职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说得上一个拿印把子的高级负责伪官。所幸他在抗战胜利之前，早已被人挤下了台，在被逮之日，只不过担任一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的委员闲职，因此法官在审讯之后，网开一面，只判了他十四年徒刑，没有让他追随他的同道梅、林于地下，说来，亦云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