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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正值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这天早晨，毛主席利用大会前的空隙，在休息室向随身警卫队员曾文、雷启文，又谈起一中队办学校的问题。他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叫什么队了，就叫学校吧；你们也不要叫队员，就叫学员好了。”还以建议的口气说：“我当你们的名誉校长好吗？” “太好了！”两位队员高兴地回答。 毛泽东慈祥地对他们说：“你们还年轻，才二十多岁，坚持七八年，达到高中毕业或大学程度，我看是可以的。”为增强他们的信心，还举了一个例子：“过去跟我的张宝金，早先给地主放牛，后来做雇工，没有读过书。参加革命后在工作中学习，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成绩很好，在班里考第一名。” “我们都愿意学习，请主席放心！” “那好吧，你们愿意学，我就给你们提。” 接着，毛主席又做部队领导的工作，指示：“你们这个队，又不打仗，搞那么多制式教练干什么？哨位也可以减少几个，挤出时间让他们多学文化。总不能叫他们在这里站一辈子哨，以后还要叫他们出去干一些事情嘛。”主席为这些年轻干部们想得很远。 遵照主席指示，部队党委制订了一个中学教学计划，于1956年10月24日报送毛主席审批，三日后，即10月27日就批下来了。毛泽东在文件上批道：“罗瑞卿同志：可以照此办理，请你帮助他们办起来。”当时中央警卫团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罗瑞卿大将时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在他的亲自安排下，很快从公安军速成中学和公安军干部学校调来11位教职人员。设置了教务处，任命主任、教育干事各1人，各科教员9人，共11人。我被任命为教务处教育干事兼语文教员。 1957年1月21日，一中队文化学校正式开学了。教务处根据队员的文化程度，设甲、乙两个教学班。拟用三年半时间（每周4天，每天6小时）学完中学七门功课。由于当时部队居住分散，没有教室，教学工作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1958年经上级批准，给一中队盖了一座三层楼房，一、二层为宿舍，三楼教学专用，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图书阅览室和理化实验室。公安军速成中学慷慨地为我们捐赠了许多理化教学仪器，使教学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开办学校之后，主席赴外地视察工作，随卫人员多时，教务处要派一名能辅导各科的教员随往；随卫人员少时就不去教员，出发前由各科教员布置进度、提示重点、指定作业，回来时教员验收并补课。 毛主席也时常关心和过问外出人员的学习情况。经常关心外出人员“课本和学习用具带来了没有，这次有教员来吗？可不要因为出来执勤使学习掉了队啊！” 1957年冬天，在外出的飞机上，毛主席问随卫的孙连忠： “你们的文化课现在学什么？” “初中代数和物理。” “好学吗？” “物理好学，代数不好学。” “代数一定要学好，物理好多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要是代数学不好，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嘛。” “是。”孙连忠坚定地回答。 在教学方面，毛泽东也多有指示。他说，不要老是“教员讲，学生听”，要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特别是文科方面。有课本和讲义的，可以事先发给学员看，看后提问题，哪里不懂，就讲哪里。也可以同学员们一块讨论。他还说，教员不要认为什么都比学员懂得多，不一定。学员对教员，也不能要求他们句句话都讲得对，十句话讲对了七句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们的教员到北京一所大学借讲义，人家没有借给。毛主席听到后说：“讲义还有怕看的？不要迷信。他们不借给，你们就自己动手编写嘛。”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教务处组织教员编写了适合我们特点的《语法修辞》、《常用应用文》、《范文选读》、《代数辅助教材》以及《农业常识》等讲义，受到学员的欢迎。 我们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比如，化学教员讲盐酸（HCL）一课时，大家对制盐酸产生了兴趣，想亲自动手试一试它的制作方法，得到了教员的同意。请示领导批准后，在教员的指导下，组成一个炼盐酸小组，就于营房区的一个空旷的角落里，土法上马。大家一齐行动起来，寻找砖块，砌建炉子，到化工商店买来盐卤。经过几个昼夜的苦干，第一炉成品出来了。经地方有关行业检测，我们炼的盐酸完全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并由他们推荐，卖给了工厂。厂方表示，像这样的产品，你们再炼多少我们都收购。没想到，这些学员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挣了一笔小小的收入，为购买理化实验器材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生物教员讲农业知识课时，曾用农民种植谚语“头伏萝卜二伏菜”做实验。在营区南边的一片空地上，开垦了两块试验田。一块按照谚语，头伏种萝卜，二伏种白菜。另一块则反其道而行之，头伏种白菜，二伏种萝卜。当这两块地的种子出土成苗时，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可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在白菜要包心、萝卜要长个儿时，就泾渭分明，大不一样了。从最后收成看，违反时令的蔬菜，不仅收成低，而且也不好吃。使学员们明白了我国的农业谚语，是有科学根据的。又如，地理教员能够结合毛主席的国事活动，根据需要及时调整课程。哪个国家元首来访，就讲哪个国家的地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