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蓝苹难舍旧情

　　最新出版的《姚依林百夕谈》，恰好描述了唐纳、蓝苹婚变之后，蓝苹与黄敬的旧情难舍：1936年的一天，姚依林接到黄敬来函，要他见信后即去国民饭店找黄。姚依林按照约定到了饭店，黄告诉姚：“我和李云鹤一块儿从上海回来了！”

　　原来，黄此前曾奉地下党之命，去上海参加筹备组织“全国学联”，在上海，黄巧遇刚刚和唐纳结婚的蓝苹。孰料，蓝苹一见黄敬便旧情复萌，谎称母病，给唐纳来了个不辞而别，随黄敬乘船去了天津。

　　黄敬见到姚依林时说，因自己突然从上海带了个女人回到天津，上级党组织还不知道，他（黄敬）必须先向中共北方局（党的上级组织在北京）报告一下情况，三天左右，即可返回天津。黄说：自己离开的一段时间内，蓝苹住在天津旅馆，在此期间，请姚代为照料。姚依林想了想，遂留下了自家“32号路公馆”的地址（姚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

　　哪知黄敬前往北京的次日，蓝苹就去32号路公馆找姚，说有要紧事，必须立即见姚，恰巧姚母在家，听说有个年轻女人哭哭啼啼找上门来，姚母急忙找到儿子。问明情况，才算消除了姚母的误会。

　　蓝苹登门的时候，姚依林并不在家。得知消息，姚便赶到天津旅馆。进了旅馆房间，只见蓝苹仍在房间哭泣，一面哭，还一面向姚指了指扔在地上的报纸。原来，上海消息已传到天津，报上刊登的新闻说“蓝苹出走，唐纳自杀”。蓝苹焦躁地对姚依林说：我不能等黄敬从北京回来了，一定要回沪看望唐纳，而且今晚就要走。于是，蓝苹向姚要了20元路费，不再等候黄敬，当天便返沪了。

　　三天后，黄敬回到天津，去旅馆自然找不到蓝苹。姚对黄说：“你找这个麻烦干嘛？人家又不跟你了。”黄敬苦笑一下，说：“走了也好！”

　　此后发生的故事，众所周知：唐纳在上海旅馆自杀被救，闹得满城风雨，尤其上海小报，多数都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又后来，蓝苹与唐纳一度和好之后，又再度分居。

　　渐渐地，上海电影圈内又传出蓝苹与电影导演章泯秘密同居的说法，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导演章泯，早已结婚并有了儿子，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见诸报章，甚至有人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

　　1937年6月，蓝苹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我的自白》一文，称并非自己情变，而是唐纳出轨在先。然后，蓝苹与章泯公开同居，并被影片公司解聘。

　　此后不久，蓝苹去了延安。

　　帮助江青恢复党籍

　　根据公开出版物的记载，1937年8月底，蓝苹到达延安，并且她不再使用“蓝苹”，而是用了“江青”这个名字。

　　“江青”的含义，据说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在陕北，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采访时说：“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缺少入党证据）被驳回。于是，江青在招待所白白地等候了两个月。恰在此时，她以前的恋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因为找到了当年加入中共的证人，江青乃顺利地恢复党籍”。

　　黄敬虽然证明了江青确实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据徐明清推测：“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复婚、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黄敬成为第一任天津市长。

　　据姚依林回忆，全国解放，1950年姚在北京医院住院，巧遇也在住院的江青。当然，这时的江青已是主席夫人。江未提当年向姚索要20元的旧事，只邀请姚去医院的棋牌室打扑克。姚说“不会打”，没有去。《姚依林百夕谈》内记载，“（解放后）据闻蓝苹仍有信写给黄敬”。

　　“文革”爆发，“文革旗手”江青启动了针对影剧界旧恩人、旧同事的清算与追查。为追回她的那些亲笔信，江青竟唆使红卫兵逼斗黄敬的夫人范瑾，致使范瑾患上精神病。但范瑾熬过了“文革”，直至2009年1月才逝世，而黄敬则在1958年就因病死在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任上。

　　“文革”中，“李云鹤”、“蓝苹”的旧时朋友几乎全都遭殃，不过，出国谋生的唐纳当然无事，国内生活的章泯同样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