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巴州时，师部没有电台，部队单独执行任务或是直属总部调用时，全靠我们交通队员的两条腿来传达命令和上级情况。有一天，我去总部送信，陈昌浩总政委处理完我送来的信就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没讲上两句，陈昌浩不高兴地说：“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啊。”屋里很静，话筒里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陈昌浩皱着眉头将话筒离耳朵远了点。伴着耳机里“喳喳”的杂音，我们屋里的人都听到了对方的叫骂声：“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还是听不清呀？”陈昌浩气得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走！”说着大步出了屋。

　　我们剩下的人面面相觑，大家不知道对方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谩骂总政委，他肯定要倒霉。事后人们才知道骂人者是倪总参谋长。当时倪志亮自己感觉不对，忙问总机才知道电话是总政委打来的，他赶忙打电话道歉，可陈昌浩已奔他而来。倪志亮慌忙到村口迎接，见面就赔不是。陈昌浩二话不说，劈头盖脸举起马鞭抽了起来，大骂道：“我日你娘，你狗日的听不出我是谁？还敢开口骂老子？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得我是哪个！”倪志亮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吭气。没人敢出来扯劝，大家都说这是总参谋长，换个人非被毙了不可。这事不久传遍全军，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知道这件事。

　　我后来知道了此事的全过程，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你总参谋长要开枪打我，这回可好，自己先挨顿揍再说！其实，倪志亮作战勇敢，光明磊落，就是脾气暴躁，好打人骂人。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张口骂人，随手打人，可想而知，当时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是何等严重！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各自的优缺点被张国焘恶意地埋没或夸大了。党中央和红一、三军的北上，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们心急气躁。张国焘为了翦除异己，私下鼓动部队窝里斗，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并煽动基层闹事，然后找借口寻衅整人。记得从噶曲河边返回阿坝途中，红九军收容了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五军二十来个掉队的战士。红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也是追随张国焘的一员干将，他没事找事，硬说这二十来人是逃兵，是反革命武装组织，扣留并关押了他们。他还把此事捅到了张国焘那里。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知道此事后命令放人，并对谢富治说：“都是红军，要讲团结。哪个部队行军没有掉队的？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一点就欺负人家。”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他年长陈海松几岁，由于军阶地位没有陈海松高，心里总是耿耿于怀，时时找茬向张国焘打小报告，告陈海松的刁状。因陈海松是四方面军中有名的最年轻的战将，又没有明显的反张国焘的言论，张国焘也不好随便发话处理。

　　张国焘时时处处贬低党中央，抬高自己。他经常说：一方面军打仗不如四方面军。

　　有一次，他来我师将包座之战大加渲染。第一次过草地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作为包座之战的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作为预备力量集结待命。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伍诚仁师，缴获了许多物资，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获得了不少的战利品。这事后来让张国焘知道了，在许多场合他都说：“我们四方面军就是能打仗！一方面军行么？他们只知道拣战利品，像个叫花子，破烂王。”我们许多干部战士虽然为我们红四方面军特别能战斗而自豪，但像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易良品副师长就悄悄说过：“都是红军嘛，又不是敌人，总在闹，有个什么闹头。”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心里投下了阴影。张国焘咒骂党中央和散布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他高喊着：“向南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张国焘利用部队朴实的阶级感情，裹胁着千军万马向南奔去。张国焘挥舞着一面硕大的红旗，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就是这样在不明党中央的详情和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就是革命，而聚集在这面红旗下向南挺进。红军下一步的目标是攻克成都的大门——天全、芦山、宝兴。部队战旗飘扬，歌声嘹亮，南下红军分两路纵队，向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雪山——夹金山挺进。

　　向南！向南！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革命胜利有保证。

　　①余天云（1906—193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及各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红三十军军长、红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在四川丹巴溺水牺牲。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②倪志亮（1900—1965），北京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游击支队支队长、红十一师团长及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北军区、嫩江军区、嫩南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