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他把祖父的遗物扔进了长江

　　“祖父去世了，当时我年纪小，对他的历史很模糊。加上‘文革’期间，我们家被抄了三次，大家都吓得不得了，把家里跟老辈的事业沾边的东西全扔了。”

　　于是，在1966年盛夏的那天，25岁的马竹林起了个大早，来到江边赶轮渡。等船开到江心，他把揣在怀里的包袱从厕所扔进了滚滚波涛之中。

　　“包括湖北都督黎元洪发的委任状，勋章、军刀，还有一支生了锈盒子枪，全都扔了”，马竹林说，“扔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对不起我祖父。”

　　“可就是这样，我们家也没有幸免，从50年代就不太平，一直是被专政的对象。当时上学工作，都是要根据家庭背景定的。”

　　马竹林在湖北水利电力专修学院，起初担任“学生会主席、广播站站长、宣传部长、文艺评选委员会委员、文艺创作委员会会员”五个职务，学校知道他的出身，全部撤销。

　　“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食堂发酱油水当菜，我走出来看到同学，开玩笑说‘今天加菜’。”

　　多说了4个字，就招来了各种各样的批斗，马竹林被定性为“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追究到我祖宗三代，他们说我是反动军阀的家庭，有那个思想基础”。

　　时间隔得太久远 年轻人已经没了兴趣

　　这个辛亥家庭遭受打压的那些年，也是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被刻意回避的漫长岁月。

　　如今，不堪的经历终于成为过去。辛亥精神重新被提起，“历史终究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

　　当年把祖父的辛亥遗物抛入长江，马竹林希望能够一点一滴地把那段历史拾捡回来。

　　说话间，马竹林的独生子回来了，用武汉话和老人打招呼。儿子还有一个14岁的孩子。

　　“后辈们对家里的辛亥历史还有兴趣了解吗？”我问马竹林。

　　他说，时间隔得太久远，年轻人也没有兴趣。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有些孤独。

　　百年纪念前的细节 无处不在的纪念气氛

　　7月2日那天，位于武昌总面积170公顷的首义文化区仍在如火如荼修建中。百年前见证革命爆发的起义门刚刚完成主楼的修缮。

　　首义广场的红楼前，一对头戴旅游帽的老夫妇站在飘扬的十八星旗下，朝着关闭的铁门里张望。红楼现在是辛亥革命纪念馆，从今年2月开始闭馆维修。

　　所有工程都将在9月完工，一切在为10月份的庆典筹备。而在武汉三镇的街头，也已经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纪念氛围。

　　如果你乘的士穿过长江隧道，从汉口进入武昌的外地乘客会发现，在友谊大道附近的一个工地，围墙上绘着鲜红欲滴的十八星旗，旁边写着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字样。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并不属于这个城市投资200亿元在建的辛亥革命纪念场馆之一。

　　近几个月来，武汉三镇大概有60处工地的围挡会被设计成“首义文化墙”，人们可以看到，孙中山的肖像描绘在武汉的大街小巷。(感谢武汉作家罗时汉提供辛亥后裔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