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调查组下来时，邹鲁风同志曾和省委商定：我们三个大组长在县委挂名兼职，韩铭立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参加县委常委会议；方晓丘同志在财贸办公室，我在县委宣传部，只是偶尔去参加部门的会议。老韩同志参加常委会回来，告诉我们：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当时藁城正是全省大跃进的标兵，是学习的模范，省委决定将附近的栾城、无极两县，并入藁城，使它升为大县。

　　当时还有中央某工业部的一位部长也下放到藁城挂职，参加县委常委会。他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六十岁了，身体不大好，还是经常骑自行车往下面跑，和我们调查组员常有接触，组员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互相交换讨论。他也和我们一样住在县委大院里，我们很快就相互熟识了，出于对当前局势的担心，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位老同志敢于在常委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经常受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被认为是“老右倾保守”。

　　1958年底前，邹鲁风同志召集我们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我们到达郑州，首先也是参观河南省的“大跃进成绩展览会”。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我们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在三组各自汇报的情况中，我们发现河南两组尤其是信阳组同志汇报的情况，比我们在藁城了解的要严重得多。信阳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视察过的地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几乎多是从那里制定的，却再也想不到那里会出现那么严重的、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事情。邹鲁风同志要我们回去以后，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深入调查，从理论上探讨研究。

　　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楂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渗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挖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春天，邹鲁风同志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他到藁城后，我们和在公社、大队蹲点的同志一起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大家多充满了困惑和担忧的心情。邹鲁风同志要大家将资料整理收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专题的调查报告。他在县委大院住了两天，和那位下放的部长熟识了，他们俩作通宵谈，都是老同志，心情自然会是相通的。

　　我们三人送邹鲁风同志到石家庄，当晚住在宾馆里，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邹鲁风同志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这多少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那一晚的情景，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心里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那年春夏之交，调查组回到学校，北大学生宿舍有空，我们三大组都集中在那里，开始写调查报告。学生在写报告时提出不少理论问题，我们请示邹鲁风同志怎么办？他要我们将问题收集起来，整理一下，梳梳辫子，大家讨论。我花了一天时间，将藁城组学生提的二十几个问题，整理成一份《问题汇编》，印发给大家。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当生产力还停留在原来的落后状态下，迅速改变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本来是这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河南两组的同志也编了这样的汇编，内容大同小异。

　　邹鲁风同志邀请两校党委负责同志听取调查组汇报，在北大临湖轩连续开了两天会，两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常委参加。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各个专题的调查报告完成以后，我们大组长在审定时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其中那些带点偏激的句子删掉(听说这些调查报告还保存在人大和北大的档案室，有志研究“三面红旗”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同志，可以从中找到翔实的资料)。韩铭立同志觉得让学生带着这些理论上的疑问回去不好，我们大组还特别召开了两天理论讨论会，尽量引导同学从积极意义上去认识当时的情况。

　　七八月间，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这些共同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

　　【“大祸临头了”】

　　就在我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回去不久，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发表。我们还来不及学习领会时，有一天上午，人民大学的六位大组长匆忙赶来北大，找到马振明、王向立和我，说“大祸临头了”。他们告诉我们：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上已经将我们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人大校长吴玉章看后非常紧张，立即赶到学校查询。我们都惊呆了，再也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有运动经验的同志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在一起会面了，不然便会成为“反党小集团”。我们九个人以后确实没有再在一起会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