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但凡有人出公差，去各地巡视，都被视为发财的机会，吃拿索要，无所不为。如果有地方官拒绝行贿，那么，不是被谗毁，就是“不为审察”，甚至安个罪名，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是巡按御史考察地方，他们拥有举劾权，被举者必须有谢荐之金，或百或千，其数不等，而且自称门生。如不行贿，则不举反劾。

　　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隆庆时佥都御史管志道曰：“御史巡历地方，自府佐以至州县正官，一经保荐，则终身尊之曰老师，而自称门生。有以厚帛相酬者，是以宇负朝廷，不负举主也（《明经世文编》）。”万历十一年，左副都御史丘橓一上任就疏陈八弊，即考绩、请讬、访察、举劾、提问、资格、佐贰教职、馈遗。几乎全部与督抚御史巡按州县有关，而且多数都涉及到行贿。其中谈到巡按举荐时说：“若巡按，举劾其职也。乃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尊之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筐篚问遗，终身不废。假明扬之典，开贿赂之门，无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见于天下也。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馈遗之积弊（《明史》）。”崇祯时，一名御史遣差巡按一次，所获谢荐就多达二三万两，可见行贿问题有多么严重和普及，海瑞焉能置身事外？

　　三是过往官差。过往官差涉及面广，情况多样，有朝廷命官公差，有官贵子弟经过，还有中官派遣，故旧私访，等等，这些人一个也不能得罪。因此，驿传供给费用以及地方衙门招待费用，成为州县的一大开支。

　　明初，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往常布政司及诸有司，但闻是朝廷差遣人员，不问有无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军遣行，各卫勾军，如此数等不辨，一概阿从。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贵贱，所到衙门，径由中道，直入公厅，口出非言。诸司阿奉，略不奏闻。布政司听六部嘱，府州县听布政司嘱，州县听府嘱，县听州嘱（《大诰续编》）。”崇祯时御史毛羽健曾陈言驿递之弊道：“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明史》）。”

　　海瑞在对待过往官差上的“小气”是出了名的。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辱驿吏，遭海瑞严惩；都御史鄢懋卿路过淳安，供具甚薄，且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时至今日，史界还对其刚直赞誉不绝。但就是海瑞，也承认哄过往官差高兴，是绝对马虎不得的事情。

　　四是京司。地方官对于京司，主要是在三年朝觐之时需要行贿。实际上，地方官向京司行贿，还是以督抚藩臬为主，州县与京衙打交道不多。但督抚藩臬再对上行贿，则无一不是出自州县，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下盘剥，用之于上而已。即便是仁宣之世，号称吏治循良，京司已以地方行贿为其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后可想而知。于谦是个清官，他在巡抚山西回京时，就以手帕线香等地方特产抵制金银的行贿，可见其普遍程度。

　　地方官员行贿京官，尚有“常例”，更多的是行贿京衙胥吏。“未投公文，先请承行吏胥，奉数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驳（《明经世文编》）。”特别是户部吏员，更是地方官的克星。嘉靖万历以后，地方赋税全操于户部吏员之手。“时户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作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违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李清《三垣笔记》）。”行贿与胥吏政治相结合，使政治益发黑暗，海瑞想做清官，为民办实事，也就越发艰难，不行贿行吗？

　　今天如何理解海瑞的行贿行为呢？他绝非同流合污，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一种为求改变而采取的妥协策略。

　　圣经里说，只能带你到门口，不能推你进去。说的是需要自己去悟，承认自己尚在门外，去努力争取入门，寻求进一步的灵魂升华。海瑞肯定没有读过圣经，但他的妥协策略，还是自己思考的结果：第一步是先妥协，求自保，在其位，方能谋其政；第二步才是求改变，只有在其位，谋其政，才能扬正气，惠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