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不是要进攻中国？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一些驻外大使对“联美反苏”的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胡耀邦秘书长在会议讲话中谈了四点“体会”。他说：我们过去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苏联要打我们，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占领中国，至少得1000万军队，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他讲了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泯，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友好的，对他们必须放开手做工作；边界上我们不能挑衅，那个地方是不能挑衅的；对东欧国家也要做工作。

　　胡耀邦上述“个人体会”被会议的总结报告否定了，报告说：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我们“一条线”的战略，就是国际 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二）胡耀邦同志鲜明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1981年3月13日成立了以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为组长包括万里等同志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外交工作。胡耀邦对外交工作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这次讲话的主题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棒转；我们不要提“联美反苏”，美国的霸权主义本性没有变化等等。胡耀邦这次讲话的内容很丰富，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有详细记载。

　　李先念和外事小组在很多问题上同胡耀邦的观点是吻合的。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第五节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总标题，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后来他又公开说：“独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

　　（三）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还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是我们党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否定了“革命外交路线”。胡耀邦亲自对一些长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做工作，对我们过去要他们搞武装斗争作了自我批评，指出“共产党必须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失，有关共产党的形象也不好”。我们给这些党充分时间转变政策，逐步减少援助直至完全停止援助；领导人员离开中国，年老想留在中国养老的不得再参加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可以说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是做到仁至义尽的。

　　（四）胡耀邦是最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1984年5月，胡耀邦在欢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讲话中指出：“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中央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本文没有谈中央正式评价中关于胡耀邦对发展我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等政党关系以及他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贡献，也没有谈他的外交创新包括以身作则学习周恩来总理深入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外交风格。1983年访日时，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他代表中国人民和青年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1984年来华，成功地举行了友好大联欢，但在1986年底却被指责为是一个错误。从此很久未提到这次影响很大的活动，后续工作停止了。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批准邀请日本200名友好联欢的参加者或他们的子女包括原首相中曾根，于2007年6月访华，成功地恢复了“中日友好联欢”的后续活动。现在我国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都把大规模的青年交流作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组成部分，胡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首创的。

　　胡耀邦同志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调整的巨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