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引发大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他看到新中国科技进步、医疗发展，人口出生率上升，国民平均寿命延长，人口数量激增。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已近六亿，并且以每年一千二百万人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马寅初于是转身投入到人口学研究领域。

　　经过五年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1957年7月15日，七十五岁高龄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在文章中，马寅初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平均约为千分之二十，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五十年后全国人口将达到十六亿。马寅初认为，人口既是资源也是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性的强烈反响。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马寅初“控制人口”主张，甚至颇为赞赏，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从生产和革命的角度出发，认为“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即使将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顶多会毁灭我们一半，我们还有三亿人，怕什么？”从此，主流的人口观点也风向陡转。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成为批判的靶子，被说成是“利用人口问题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向党进攻的大毒草”。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1958年到1959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马寅初的大批判。上万份大字报贴了出来，甚至贴到了北京大学，贴到了马寅初的书房里，要求马寅初悔过检讨。

　　政治风向在变，但是马寅初对自己的调查和分析很有自信，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1959年秋，马寅初发表公开声明：“我认为这（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在万马齐喑的“文革”危局中，大批文人学者发表了违心自辱的检讨，马寅初却决不检讨。康生亲自下令“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纠集大量报刊对马寅初进行围攻。不能在理论上驳倒马寅初，就采用大会接小会的车轮战术，意图拖垮年近八旬的马寅初。车轮般的批判会后，马寅初血压骤升，住进了医院。

　　病中的马寅初仍坚持论战，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他再次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毛泽东看了马寅初的《重述我的请求》后，说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不久，马寅初被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软禁在家中，不能发表文章、公开演讲，不能接受新闻记者采访，还被禁止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马寅初又一次以“被禁止”的方式，从公共视野消失。

　　一生手稿付之一炬

　　虽然观点相左，马寅初其实真心崇敬毛泽东。他为三个孙子分别起名叫马思毛、马思泽、马思东。马寅初认为，真正爱护毛泽东的方法是对他讲真话，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在一次会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寅初听了不禁毛骨悚然，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

　　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说，自己是在一个“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社会地位又很低的家庭里长大的”。马寅初是行政三级，虽然天天被批判，但因为毛泽东的一句“生活给予出路”，还保留着不错的生活待遇。马家有一个司机、一个保姆和一个勤杂人员，勤杂工的“政治觉悟”相当高，自从马寅初被打倒后，这个勤杂工就经常当面批判马寅初，而且还怂恿老实的保姆罢工，甚至叫嚣迟早要把外面的红卫兵引来，把马寅初家里的反动“四旧”彻底破掉。

　　马寅初虽然在批判中寸步不让，但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狂热，还是让他心有余悸。马家有一个保险柜，里面放的不是钱，而是马寅初积累了一辈子的学术论文、著作手稿，还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通信。夜深人静时，马寅初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梦见自己的保险柜被红卫兵砸开，所有的心血被付之一炬。为了避免高龄的马寅初再因言获罪，马寅初的子女决定在红卫兵来之前行动，把家中的名贵瓷器、玉器砸碎，式样新潮的皮鞋鞋跟剪掉。马寅初大量未出版的手稿也被全部烧掉，其中包括马寅初手写了数百万字的《农书》，都付之一炬。

　　马寅初见此情景，长久沉默不语。

　　人口非控制不行

　　马寅初分别于1901年和1917年迎娶了一妻一妾，不计早夭的一子，他共有七个子女，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妻妾子女成群的中国式大家庭。经常有人说，马寅初自己生了很多孩子，却要别人都少生孩子，可见心口不一。实际上马寅初早期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人口学，而是广泛涉及各类金融问题，后来他自觉停止了生育。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后来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他提倡的是根据国情，有计划地对全国人口实施宏观调控，强调通过节育控制增长幅度，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在具体方式上，马寅初反复强调过“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

　　事实也证明，全国人口猛增，给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压力。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完全一致。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1982年，马寅初被一场感冒引发的肺炎击倒，当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一百零一岁。马寅初墓前的挽联写道：“马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1979年11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出版单行本，不到一年时间就加印至二十三万册。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