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陕西巡抚的礼金则按四季致送，每季送一千三百两银，一年下来，就是五千二百两，巡抚三节两寿，还要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给陕甘总督的礼金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再加上表礼、水礼、门包杂费，派人到兰州呈送，一年合计也得三千多两银。另外，每年春节还要给部分京官送去炭敬，至于数目多少，张集馨没有记录。

　　张集馨的宦游人生后期，由于遭受弹劾，数度被革职，又起复，几经宦海沉浮，见惯官场险恶，萌生退意，加之权力值下降，收入减少，因此对于官场应酬、联络人情的慷慨程度已大不如前。尽管如此，他任甘肃布政使时，给地方实权派、按察使明绪张罗的母丧奠银达一万两之多；在任福建布政使时，送给总督与巡抚的寿节礼金及门包，也有八百余两银。

　　张集馨三十七岁出任知府，六十六岁请假回京，宦游三十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十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二十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我估算了一下，张氏有记录在案的，按记录的数目计，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二十年来，张集馨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应当说，这个估算是非常保守的。

　　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由于他在这方面比较克制——以致曾有一名属吏向领导控告张集馨：“不收节寿，外沽廉洁之名，内存刻核之实”——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过，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下属“孝敬”，我也不相信，因为规礼如果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北风去。而张集馨当然没有喝西北风，恰恰相反，晚年时，他还有余钱购置田宅产业，给自己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

　　按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领导送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行贿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场，陋规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贿赂行私。

　　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之时，陕西的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根据张集馨的记录，我们知道林则徐每年都接受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受贿贪赃，因为林则徐的清廉是史有明载的，这也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看出来。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透露：林则徐的田屋产业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至于存款，则“目下无现银可分”。他还告诉三个儿子：“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

　　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我暂时找不到相应的记录，不过我们想象得到：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官场应酬、人情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