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负责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1968年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1958到1968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

　　邓小平在1975年8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他于8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毒化校园气氛。胡耀邦建议刘冰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既没有答复刘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邓小平又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10月19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毛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的确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毛的远亲王海容）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毛泽东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他的侄子毛远新。

　　毛远新在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富有经验的干部，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亲成为烈士的地方）参加1975年9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的途中，于9月27日在毛泽东的北京住所暂住。像往常一样，他向伯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1972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毛远新回东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便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两位小姐”权威得多。

　　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10月31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批评他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一个评价，毛说“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体制的危险。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加剧。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11月1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当毛泽东在11月2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那个晚上。她写道，一天晚上，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说了些什么。据她判断，“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